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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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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1994年年初，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制度，对经常账户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有条件可兑换（即取消了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贸易从属费用，如运费、保费、佣金等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1996年年底，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取消了剩余的经常账户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完全可兑换。迄今为止，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已部分可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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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制度看，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七大类四十个子类的资本交易项目中，中国自己评估，有85%的项目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可兑换。完全不可兑换的交易主要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股票、基金、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品工具，以及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基金、境内居民个人对外借款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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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操作角度看，由于对外贸易投资交往规模较大、海内外企业联系广泛、跨境人员往来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较多，加上毗邻香港特区自由金融市场的特殊因素，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实际可兑换程度又要比法定程度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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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运行看，我国跨境资本的流动性（mobility）也在日益提高。一是，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2010年、2011年和2013年，资本账户顺差对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贡献的增加已经超过了经常账户顺差的贡献，2014年第一季度其贡献率更是达到93%。这表明人民币汇率走势具有越来越强的资产价格属性，一些供求之外的非交易、非流量的因素有可能对汇率走势产生影响。二是，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明显加剧，2005年年初至2014年年底，有9个季度出现了资本账户逆差，其中5次是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跨境资本流出入的方向转换也越来越频繁，顺周期特征越来越明显。三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逐渐加大。2005~2010年的24个季度中，只有3个季度短期资本流动差额（即国际收支口径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差额之和）相当于同期基础国际收支差额（即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账户与直接投资差额之和）的一半以上；2011年年初到2014年年底的16个季度中，有9个季度占比超过一半。2014年，外汇储备资产较2013年增加3139亿美元，基本可以用短期资本流动由2013年净流入1251亿美元转为净流出1704亿美元的剧烈震荡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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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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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提法，较党的十八大的“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法更为进取。2014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如：改革跨境直接投资管理方式；启动“沪港通”证券交易试点；扩大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试点；简化对外债权债务和跨境担保管理；金融开放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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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年内将努力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4月1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他又进一步详细阐释了中国将使人民币更可自由使用的计划，但与此同时强调中国采用的是“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在可兑换之后，中国将继续管理资本账户交易，包括使用宏观审慎方法限制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维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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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国内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一度引起海内外对中国有可能放缓对外开放步伐的担忧。然而，从7月以后密集出台的加快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扩大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外资准入、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等措施看，中国仍在按照既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8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新闻吹风会上更是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有信心、有定力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依照既定的日程表向前稳步有序地推进，而“不是说遇到一点波动或者说遇到一点外边发生的事情就可以轻易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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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和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他还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人民银行领导的对外表态契合了中央的立场，表明在内外部存在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将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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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文，对“十三五”规划期间“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构建金融业双向开放新体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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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提升股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序拓展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体范围和规模，扩大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的主体类型和地域范围，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限制。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开创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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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市场融资。加强国际收支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强审慎管理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审查和监管措施，建立金融处罚限制制度，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国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多元化运用外汇储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框架，实现我国金融资产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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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货币金融合作，以服务“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升级”为重点，从巩固人民币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向支持人民币的市场交易和国际储备功能推进。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区域化使用的便利性，逐步向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国家延伸。推动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直接交易市场发展，更好地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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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增长。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调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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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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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国内对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特别是经历了2015年6月的股市震荡后，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缓行的呼声进一步增强。然而，抛开理论上的争执不谈，从操作角度看，“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已不是谈要不要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而是要探讨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如何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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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的渐进式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起点，而是必须认真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至少仅就利用外资而言，如果不尝试其他方式，就很难改变以利用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负债结构，也就难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净债权而投资收益为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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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实际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高于法律许可的程度，名义上的不开放是一种鸵鸟政策，只会进一步刺激市场逆向选择，导致诸多市场扭曲。最为典型的是，国内对于居民海外投资置业有严格的政策限制，虽然每年统计到的居民海外购房也就几十亿美元，但不争的事实是海外多国因为中国投资移民蜂拥而至而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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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随着开放型经济日益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推进，实施资本管制的市场和法律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传统的外汇管理手段可能已不再有效，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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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即使如期完成前述改革，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完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最后一公里”或者踢完了“临门一脚”，解决可兑换之后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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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项目可兑换尽管没有如同经常项目可兑换那样的国际统一标准，但还是有些基本要求如负面清单管理、取消境外收入的强制调回要求、取消外汇交易的实需原则等。当然，负面清单根据具体国情，可长可短，前提是要与市场承受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外部监管能力等相适应，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另外，在具体交易的管理上，可以学习借鉴基本的国际规范，而不能过于强调中国特色。如明晟国际指数公司（MSCI）在解释2015年再次与中国A股爽约的原因时，就提到了获取投资额度的可靠性、资本流动的自由度、海外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三方面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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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抓紧建立健全与国际规范接轨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并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标准不断提高统计数据透明度。同时，鉴于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和市场预期的不稳定性，应坚持对跨境资本流入流出的双向监测预警，当前特别要注意密切跟踪监测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美元汇率走势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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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统计监测不等于管理，扩大开放应坚持资本流动管理“外松内紧”。要转变管理方式，从规则管理转向原则管理，借鉴国际上在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方面的成熟做法，督促金融机构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的展业原则来办理相关外汇业务，理顺监管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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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趋势，但在相关交易或市场开放之初设计内嵌式的宏观审慎措施（如托宾税安排）[2]，可发挥其内在减震器的作用。避免事到临头，手忙脚乱或者朝令夕改。鉴于货币攻击常常是跨市场传染、境内外联动，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保障，加强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提高危机反应和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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