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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应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强势的经济造就强势的货币。只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本币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一旦经济出现问题，本币的国际化就会从哪来、回哪去，捧得越高、摔得越重。因此，在本币国际化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问题。虽然解决对外经济再平衡问题重点要从恢复对内经济入手，如理顺投资储蓄关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等，但也要注意处理好本币国际化与促平衡的关系，本币国际化至少不应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增加额外的负担。美元国际化的重要经验是，战后初期，美国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安排，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又借两次石油危机建立了石油能源交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安排，通过美元与石油交易挂钩重新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一举奠定了现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基础。而日元国际化的重要教训则是，尽管日本是大宗商品消费大国，但日元并非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因此，日本在进口中用日元计价结算的比重明显偏低，更不用说在第三方交易中使用日元了。由此可见，要使本币国际化走得更远、更扎实，创造出基于满足实际交易而非单纯财务管理需要的本币计价结算需求方为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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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应该坚持在岸市场发展优先原则。对外开放后，对内改革并不会自动到来。有开放、没改革，正是许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前车之鉴。为此，要始终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整体推进。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效防范风险，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建立健全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要想维护本土对于本币利率和汇率定价的主导权，最根本之策是放松金融外汇管制，加快在岸市场的发展。要坚持金融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举，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在岸市场的政策支持应该不低于离岸市场，甚至多数时期应该更高。另外，根据“合成谬误”理论，微观层面的个体理性并不意味着宏观层面的集体依然理性。或许，对于市场个体来讲，前述跨市场套利活动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似乎应该容忍甚至鼓励。但从市场总体来看，却加剧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有可能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应该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进行逆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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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应该坚持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如前所述，当一种货币行使世界货币职能时，本币与外币其实是等价的。如果一种跨境交易，本币放开了也就相当于外币放开了；反之，只管外币不管本币就相当于没管。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广义外汇管理，自然应该外延至本币计价结算的涉外经济交易，而不是狭义地仅仅管理外汇收支。为此，建立健全本外币全口径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制度和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为减少监管套利，还应该尽量减少本外币监管政策的差异，其中处理好货币国际化与可兑换的关系也是绕不开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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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本质 第七章 风险是可以预见或预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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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有效防范资本流入枯竭和资本流向逆转的资本流动冲击风险[1]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国内外经验来看，资本流动冲击风险虽然不可预测但却可以预见。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尤其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我们在预警资本流出风险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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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流动冲击还应该包括资本过度流入的冲击，它会造成经济过热、信贷膨胀、资产泡沫压力，一旦形势逆转，就有可能酿成国际收支危机。但基于以下两点考虑，我们并没有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没有前期的过度流入就没有后期的集中流出，资本流入冲击最终会演变成资本流出冲击；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央行可以无限地印发本币，以对冲资本流入带来的冲击，所以资本过度流入虽然会带来各种挑战，但通常不会造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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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本质 [:170346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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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本质 第一节 我国跨境资本流出风险的总结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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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货币呈现出低利率、宽流动性的特点，因此新兴市场享受了一段时期的流动性过剩的盛宴，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然而，随着美联储率先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从逐步缩减购债到开始加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一定冲击，我国是否存在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也备受关注。为此，我们总结了我国1998年以来（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曾经发生过的跨境资本流出情况，以期从历史中探寻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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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曾出现过三种程度的跨境资本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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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情况看，我国跨境资本流出既可能是整体的，也可能是局部的；既可能是持续时间较长的，也可能是短期阶段性的。1998~2013年第三季度的国际收支季度数据显示，我国跨境资本流出主要表现为三种程度或三种层次（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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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不同层次的跨境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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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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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外汇储备下降为标志的整体流出，仅在两个特定时期出现过，持续时间较短。1998年第二季度和2012年第二季度，我国外汇储备（不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下同）分别下降1亿美元和11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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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资本和金融项目（含误差与遗漏，下同）逆差为标志的资本项目流出，主要在三个时期出现过。第一个时期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1998~2000年，三年里有10个季度为逆差；第二个时期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持续了三个季度；第三个时期是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后的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其间，2012年还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年度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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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非直接投资项目（含误差与遗漏，下同）逆差为标志的短期资本流出，相对比较频繁。1998年以来主要呈现三个阶段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1998~2002年，非直接投资项下资金基本表现为持续的流出；第二个阶段是2003~2007年，非直接投资逆差的季度占全部季度的40%；第三个阶段是2008~2013年前三季度，52%的季度呈现资金流出，并且双向波动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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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外币化和债务去杠杆化是跨境资本流出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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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经常账户保持顺差，直接投资也一直呈现净流入。非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出规模及时间基本决定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出的程度和持续长短，并且表现为两大类（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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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非直接投资项下的两类资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