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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明确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这是大势所趋。开放以后，跨境资本波动可能会更加常态化。对此，一是要增加容忍度，对于流入流出都要有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二是应对开放以后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就有利于长期资本的流入；如果改革顺利推进，就能够解决一些价格上的扭曲；如果建立起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制机制，就能够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增加容忍度，另一方面要练好内功，就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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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评社：司长您好，我想问一下伦敦和巴黎作为新兴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们和香港的一些竞合关系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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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跟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没有关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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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我想问关于2014年热钱监控的问题。因为昨天在达沃斯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到说热钱仍然在影响我们国家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股市，想问一下2014年外汇局在这方面的监控和监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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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去年，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按照均衡管理的思路，密切监测跨境资本的流入流出。年初对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做出了总体预判，年中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监测重点，年底对2015年的形势做了预测和分析。关于跨境资本流动对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我们有阶段性的报告，比如关于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年初国内一些企业利用大宗商品进行融资套利，但进入第二季度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调整，这种套利动机逐渐减弱。特别是6月一些地方出现了贸易融资的风险事件，这对市场也是一次生动的风险教育。我们注意到，相关监管部门收紧了监管政策，境内银行加强了对大宗商品贸易融资的真实性审核，一些境外银行由于担心可能出现风险也相应收缩了对华相关业务，使得下半年相关融资活动出现很大变化。从我们监测的贸易融资数据看，上半年进口跨境贸易融资余额增加428亿美元，但下半年减少了877亿美元。这不一定完全是大宗商品项下的融资，但也反映了一定的趋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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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管司长，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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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2日，原文载于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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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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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银行结售汇持续逆差，今年第一季度逆差有所扩大，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出现了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形势？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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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外汇管理局一直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对于你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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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前确实存在资本流出的现象。海关公布的第一季度进出口顺差1237亿美元，而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1200亿美元。由此可见，包括银行部门和非银行部门在内的全口径的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与2014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情况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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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前资本流出属于意料之中的调整，不能简单等同于违法违规和隐秘的资本外逃。首先，这种调整是可预期的，反映了市场主体顺周期的财务运作。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世界经济又处于深度调整之中，美元汇率也在持续走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境内的企业和个人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资产外币化、负债去杠杆化”的财务运作，导致即远期结汇减少、购汇增加。尤其是3月，在外贸顺差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前述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了当期跨境资本流出压力脉冲式放大。其中，绝大部分交易都有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背景。实际上，第一季度，我国出口收入与出口额的比率是100%，这个比率甚至比前两年资本流入高峰期的平均收汇率还高出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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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种调整是可解释的，资本流出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藏汇于民和债务去杠杆化。第一季度，剔除跨境人民币因素以后，银行代企业和个人涉外外汇收付逆差219亿美元，可比口径的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795亿美元，两者相差576亿美元，基本上可以用同期银行新增境内外汇存款大于外汇贷款778亿美元来解释。也就是说，企业有了外汇不卖，变成外汇存款持有，这进一步扩大了结售汇逆差。与此同时，企业对外进口支付和债务偿还加快。第一季度，我国进口本外币支付与进口额之比为118%，较2013年和2014年平均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同期，进口跨境贸易融资余额下降227亿美元，去年同期为增加241亿美元。另外，企业的远期结售汇由以前的顺差变为逆差，银行为了对冲远期结售汇的敞口，在市场上提前买入286亿美元的外汇，进一步增加了当期银行部门的对外资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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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这种调整是可承受的，当前外汇市场运行依然平稳且总体符合调控和改革目标。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国际收支平衡并不意味着收支相抵、差额为零，一定规模以内的顺差或者逆差都属于平衡的范畴。实际上，即便前期人民币汇率交易价达到或接近浮动区间上限时，市场外汇供给依然充足，没有出现市场恐慌。虽然外汇占款渠道的资金投放减少，但央行通过降息、降准、定向调控等操作，保证了人民币流动性充裕，市场融资成本总体趋降。4月20日，人民银行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市场利率比年初明显回落。同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企业和个人多持有和使用外汇。从最新数据看，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官方国际储备资产占比为61%，较2013年年末下降4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外汇资产由国家集中持有转向市场主体分散持有的效果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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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将呈现震荡走势。一方面，如果导致一季度资本流出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未来可能促使我国延续跨境资本流出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以及国家微调措施逐步见效，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保持合理增长动力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海外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形成重要支撑。从外部看，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总体较好，但近期一些经济指标表现尚不稳定，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元汇率走势都有可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再一方面，近期我国境内购汇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企业为了规避汇率风险提前买入外汇，也就是预防性购汇，其在未来有实际对外支付需求，但这部分需求提前释放，现在买了以后也就不会再买了。总之，如果境内外市场环境出现积极变化，跨境资本流出将会放缓甚至可能重现净流入。实际上，进入3月下旬以来，随着内外部环境好转，境内外汇供求缺口迅速收敛，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价也大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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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当前我国存在资本流出现象；二是当前资本流出是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不能简单等同于隐秘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三是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将呈现振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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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社：日前，IMF在春季年会提出，美元最近涨幅可观，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并警告称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市场“超级缩减恐慌”。您对此怎么看？特别是这将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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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示的这种溢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前期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借债，特别是举借美元债务较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讲更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对此也一直高度关注，密切跟踪、评估它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对外债务安全的影响。目前有三个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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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升值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但迄今为止冲击总体有限。历史上，美国加息、美元升值，是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的重要诱因。2013年年中，美联储释放了要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触发了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但我国仍然延续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格局。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性退出，到年底完成了停止购债的操作，这给新兴市场带来新一轮冲击，我国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跨境资本由年初的流入转为流出，但没有改变全年资本净流入、外汇储备增加的基本格局。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预期和美元加速升值与一些其他因素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出，但目前这种调整仍然属于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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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有能力并有信心抵御外部冲击，但对相关风险也不可掉以轻心。我国经济体量较大、货物贸易顺差较多、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这意味着我国在应对资本流动冲击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我国外币外债风险指标看，除了短期外债占比以外，目前我国其他对外债务安全性指标都在国际警戒线标准以内，对外债务总体是安全的。而且，最近一段时期，国内企业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开始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对外负债。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年末我国外币外债余额为8955亿美元，比当年6月末下降118亿美元，比2013年年末增长了2.5%，较2009年到2013年平均增速回落10多个百分点。这是企业主动进行的调整，而且调整过程中没有出现普遍的偿付困难。但部分企业确实存在债务负担较重，期限和货币错配较为突出等问题，它们的债务偿还能力和财务状况有很大关系。我们一再强调，债务总体安全不能替代个体债务风险，企业要根据实际需求适度对外举债，而且要采取恰当手段对汇率敞口进行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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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外兼修，积极应对新挑战。从本次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看，国际资本把新兴市场做了区分，对于基本面好的新兴市场来讲冲击较小，对于基本面较差的新兴市场来讲冲击比较大。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国受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总体上可承受，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平稳增长、物价基本稳定、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储备充裕，因此被归为好的新兴市场范畴。进一步应对未来美联储可能加息、美元汇率可能继续调整的挑战，关键还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妥善处置和化解经济下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不断提高和巩固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作为外汇管理部门，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改革，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培育和发展外部市场；二是防风险，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相关预案，积极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三是强基础，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继续提高数据透明度，并加强市场参与者风险教育，引导市场主体合理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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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2016年第一季度结售汇呈现逆差，在当前跨境资本流出态势下，外汇局是否会采取一些“控流出”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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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这个问题市场很关心，在以前面临资本流入压力时，我们曾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但当前形势下，外汇局暂不会采取“控流出”的新措施，而是从以下三方面积极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异常波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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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监测、冷静观察。目前的资本流出属于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资本流出的渠道主要是“藏汇于民”和对外债务偿还。当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合理以后，跨境资本有时流入有时流出，将越来越常态化，变化也越来越频繁。大家对这种情况应该理性看待，不必过分渲染。外汇管理部门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全面梳理跨境资本流动主要渠道的新情况、新变化，摸清底数，及时做好形势预判和预警，为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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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疏堵并举、均衡管理。一方面，抓住当前国际收支、外汇供求趋向基本平衡的有利时机，及时调整前期一些“控流入”的临时性措施，同时继续深化外汇体制改革。自2014年年底以来，外汇局陆续采取了取消银行外汇贷存比和结售汇综合头寸挂钩的政策，扩大主要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外商投资资本金意愿结汇改革，调增境内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总规模等措施。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对冲当前资本流出的压力。另一方面，目前形势正好触发了对资本流出方向的监管政策，主要是根据现有政策而不是出台新措施，如开展“出口不收汇”专项检查，加大对个人分拆购付汇的监管力度，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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