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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况和10年前迥然不同，遭受危机的不仅是周边小国，而且是欧美乃至全球经济。整个海外市场都已经大幅萎缩，而且，短期之内看不到向好的迹象。尤其是美国，虽然不至于一蹶不振，但是距离其巅峰时代已经越来越遥远，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华尔街到底特律，美国的困境将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中国而言，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应该再对欧美市场抱以过高的期望。所以，4万亿元的内需计划，如果仅仅作为两年内的短期过渡，是一个很好的应急方案，如果作为下一个10年的制度安排，则大有商榷处。如果还是以大规模的投资作为主旋律，失去了海外市场的支撑，最终一定是产品积压、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导致企业和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下一次金融危机也就此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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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投资规模或许会在短期对GDP形成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实消费驱动的GDP是更有质量的增长，同时也能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至于GDP下滑带来的就业压力，其实正是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以制造业为主，而服务业一直较为落后，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是必经之路。在吸纳就业能力上，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远远落后于服务业。同时，从提高国民收入增长水平来看，服务业的能力也远远强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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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早期以投资驱动是正常的路径选择，并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他们也都倾向于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选择，是中国居民的储蓄习惯，为中国经济的投资驱动模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过去的30年是投资唱主角，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了中国经济，同时也挤占了人们的消费需求。而下一个30年，在海外市场萎缩的背景下，投资的规模应该慢慢降低，中国经济应该更多展示出消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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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两个极端代表是中国和美国，在中国人爱好储蓄的传统下，中国经济将投资率推到将近50％的高度，消费率被大幅压缩。而美国正好相反，消费贡献了2/3的GDP，美国人不仅不储蓄，而且大手笔进行信用消费。这两种模式分别带来的麻烦就是，中国经济面临增长瓶颈，美国带来了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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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道路或许是最佳选择，正如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日本。日本经济在经历战后的恢复发展之后，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进入瓶颈，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大量积压。1960年底，日本政府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让国民收入实现翻番，希望富裕起来的国民能够以消费来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日本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紧密挂钩，最终只用了7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在随后的几十年，日本国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收入超过GDP的增长，国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富裕起来的日本人也带动了日本国内的消费革命和一次又一次消费升级，彩电、空调、汽车等消费品成为大多数普通日本人的消费选择，日本经济的黄金年代也从此起飞。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充斥美国市场，日本在1985年被迫签订了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日本经济从此低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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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在1970年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带来了日本国内的消费革命。美国人均GDP在1951年突破2000美元之后，个人消费也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以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作为一个分界线，我国人均GDP在2006年达到16084元，首次突破了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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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开始被我国借鉴，比如广东省在今年提出了5年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实，国民收入倍增只是一个形式和外壳，具体如何实施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其实质在于让更多普通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敢于消费——不仅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至2006年的11759元，6年时间已经接近翻番，速度甚至快于当年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居民消费水平依然偏低。原因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虽然不慢，但绝对数仍然不高，尤其是和社会物价水平相比。同时，加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收入不高的普通百姓自然不敢放手消费。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增速缓慢，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的整体消费水平。同样是从2000年到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3587元，增长速度仅为59％，和城镇居民收入几近翻番相比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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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改革做出突破，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用意在于让农民实现更多的收入，同时也能够加入消费大军。11月20日，财政部和商务部宣布启动第二轮“家电下乡”，将第一轮的试点扩大到14个省市，对于农民购买指定家电予以13％的价格补贴。这些都是培育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农民消费的良好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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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将近9亿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但农村市场的启动非一日之功，从短期看，消费的主力军还是需要依靠城市居民。最近有市场传言称，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内容包括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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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言属实，这几乎就是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中国版，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市场，这场消费革命的能量和40年前的日本将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的消费革命为他们带来了电子和汽车领域的世界级企业，以及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消费革命如果能够被唤醒，带来的将不仅是几家世界级的中国企业，或许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黄金30年，或许是全球经济的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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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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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通缩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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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的高起点基础上，2009年初的CPI将有可能呈现负增长的态势。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开始惊呼通缩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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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通缩，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一般而言，如果物价总水平持续呈下降趋势，就可以视为通货紧缩，也有人将其更严格地定义为CPI指标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如果经济处于繁荣期，一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宏观经济由盛转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也会随之而来，这是宏观经济正常的周期性表现，并没有太多意外之处，关键只在于紧缩的程度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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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跳水，国内房租和食品价格的回落，这些都是CPI快速走低的直接因素。如果从供需层面分析，是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所致，从流动性来分析，是前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发挥累计效应所致。今年2月份，我国的CPI达到了8.7％的最高水平，主要因素在于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加之南方雪灾使得其他各种食品供给短缺。随着食品市场的供应充足，食品价格开始慢慢回落，而非食品比如汽油、电以及房租等价格也都从高点逐月回落，市场供需局面的转变遏制了CPI的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涨幅从10月份的8.5％大幅放缓至5.9％（环比下降1％），非食品价格从10月的1.6％大幅放缓至0.6％（环比下降0.7％）。由于我国CPI指标中食品比重较大，所以，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决定了粮食价格下跌空间有限，如果仅从食品角度看，2009年发生恶性通缩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而随着国际大宗商品的回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和CPI倒挂的局面也在今年11月份得以扭转，这对下游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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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是导致CPI迅速下降的重要因素。在过去一年多里，央行通过控制贷款总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票等手段，极大收缩了市场的流动性。按照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货膨胀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所致，同样的道理，流动性大幅紧缩之后，过少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也就带来了通缩的迹象。今年10月份，M1（狭义货币供应量，主要包括现金和活期存款）的增速仅为8.9％，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仅为15％，货币增速放缓至10年前通缩时期的水平，这体现了企业出于对未来的悲观开始主动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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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通货紧缩应该比通货膨胀更受人们欢迎，毕竟物价更便宜，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但长期看，通货紧缩的危害甚至大于通货膨胀，因为通胀至少是繁荣的产物，而通缩往往意味着衰退的到来。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看，如果预计商品价格在明天还将继续下跌，理性选择就是推迟消费，等待更低的价格，这样会使得通货紧缩的程度进一步加剧，这就是通缩的自我强化功能。而当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放大到一定程度，又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因为市场需求不足和价格下降会导致企业利润下滑，最终宏观经济衰退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减少等等，最终波及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尤其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正是需要提升消费来拯救经济的关键时刻，通缩预期一旦形成，大部分人都会减少或者推迟非必需品的消费，这将使得宏观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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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的短期下跌并不是坏事，也并不值得惊恐，但如果形成长期需求不足，这才是通缩的杀伤力所在。所以，要避免出现严重的通缩，必须一方面释放流动性，一方面刺激需求，相比之下，真正的挑战在于后者。释放流动性的操作权主要集中于央行手中，取消贷款总规模上限、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央票发行等都是较易操作的常规手段，而刺激需求的难度则大了很多。尤其是在经济的下行周期，很多人都对前景悲观之时，需求将被进一步压抑，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都是同样地理性选择。所以，政府可以用4万亿元投资来刺激经济，但是仅仅依靠政府创造的投资需求还远远不够，如何想办法创造出更多的民间需求，这才是目前最大的挑战，而在经济的下行周期，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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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形势还算相对乐观，因为中国经济的调控空间很大，即使在经济的下行周期，也有很多辗转腾挪的手段。比如现在美国寄希望于大幅降息来刺激经济，但是由于美国利率水平本身就不高，现在仅为1％，降息的空间也不大。如果继续降息，很有可能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利率低到一定程度之后货币政策失灵，即使继续降息，经济实体对此也毫无反应，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零利率水平，但是对于提振投资乃至刺激经济毫无作用。即使在零利率的背景下，很多日本企业也没有增加投资需求，首先的选择是不断偿还债务以减轻杠杆化的压力，修补其被资产泡沫恶化的资产负债表，而企业出售资产的行为又会进一步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加剧通货紧缩的程度。从1998年至今，日本基本上处于通货紧缩的局面，CPI大多数时间处于负数，最高也没有超过1％。日本经济在流动性陷阱和通货紧缩中挣扎了十几年，就在最近几年刚有所起色之时，却再次遭遇全球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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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和当时的日本非常接近，同样是资产泡沫破灭，同样是高度杠杆化负债，同样是国内需求萎缩，同样是低利率环境，同样的流动性陷阱。至于美国是否会像日本一样，陷入10多年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的噩梦，这将极大考验美国救市的智慧。在连续降息之后，最近美联储已经开始考虑一些非常规的救市手段，比如购买长期国债、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等等，希望不至于重蹈日本覆辙，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而对于中国而言，距离流动性陷阱和恶性通货紧缩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中国经济的调整空间还是很大的。以货币政策而言，即使在上次大幅度降息108个基点之后，一年期存款利率还有2.52％，而CPI的走低给央行继续降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从存款准备金率看，在达到史无前例的17.5％的高点之后，存款准备金率也有足够的下调空间，来为市场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在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开始采取去杠杆化的操作规避风险时，中国反而有空间来增加杠杆以刺激经济。从投资的角度看，轻度的通缩紧缩提供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对于债券市场将形成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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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一次发生通货紧缩还是在10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在1998年开始减速，GDP从1997年的8.8％下降到7.8％，CPI也从3.1％下降到-0.8％，出现了负增长。1999年的经济形势继续低迷，当年GDP增长7.1％，CPI继续保持负增长，为-1.4％。不过，通货紧缩的局面仅仅保持了两年，很快就随着经济回暖而终结，2000年的CPI呈现了0.8％的正增长。在随后几年里，CPI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逐年升温，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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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似乎每10年就要经历一个周期，上一轮经历了两年的低谷，也带来了两年的通货紧缩，这一次随着GDP从高点回落，通货紧缩似乎也难以避免。不过也不必过分紧张，无论通胀还是通缩，其实都可以视为宏观经济的伴生物，以中国经济的经验而言，宏观经济和物价指数的相关性极强，经济繁荣带来通胀，经济衰退伴随通缩。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宏观经济，等到本轮经济走出低谷，通货紧缩也就自然随之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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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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