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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经济最好的时代是“二战”结束后的30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人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和谐的中产社会并非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在当时环境下，多数应归功于罗斯福新政，是政府的有形之手缔造了美国的和谐社会。而从里根时代始，同样是政府行为导致美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竞选的重要口号就是“拯救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尚显稚嫩的中产阶层，在目前这场全球动荡中，更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拯救，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拯救中产阶层自身，更是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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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被全世界瞩目，现在回头看，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个小舞台，随后金融危机的大面积暴发，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自然不只是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闭幕之后，20国参与的全球峰会也将很快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这次峰会被视为重建21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可能就此改写。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旗，这一次，人们普遍认为这将由中国和美国来完成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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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中国的实力与世界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如果回想一下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黄金时代的怀念，其实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30年，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了迅速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承载起世界的期望，中产阶层显然需要更多的支持，在眼前这场全球化危机中，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动辄上千亿美元的救市相比，我们的力度还稍嫌不够。保卫中产阶层，除了稳定将来的现金流，还应该保卫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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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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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新土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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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将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与收益，成为拉动内需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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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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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弊端也同样明显，最大的短板就是内需不足。而且，问题关键在于，人们都早已认识到内需不足的危害，但这么多年却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可谓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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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不足的成因很多，比如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中国人传统的保守消费观念等等，但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9亿农民被摒弃在消费大军之外。最新数据表明，2008年1～8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8439.2亿元，县以下的消费品零售只有14146.3亿元，占比仅为20％。这表明，我国2/3的农村人口，消费占全社会比重仅为1/5。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和全国13亿人口相比，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力量终究有限，如何将9亿农民纳入主流消费人群，这才是启动中国内需的关键。如果将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新增1万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和我国24万亿元左右的GDP相比，这个新增数字显然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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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农村消费的努力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中，大至建设新农村、取消农业税，小到农业补贴、家电下乡等，但最终并没有起到很明显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增收缓慢，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不足，更使得农民不敢放心消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0至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加至3587元，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至11759元，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较为明显。如果农民收入不能明显提高，任何刺激农村消费的努力都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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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份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今天蓄势待发的农村土地改革，更像是对“十七大”报告的一次回应。土地改革带来的影响将是全面而深远，但是最直接的效应还在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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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市场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而农村土地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农业经营用地，二是集体建设用地，后者包括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等。目前我国农村大概有18.27亿亩农业耕地，4亿亩集体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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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业经营用地，其公开流转已经有《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予以保护，并不是此轮土改的重点，关键之处在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才是看点所在，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所以，土地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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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资产的价格总是和其流动性成正比，流动性越强，资产价格越高，流动性越差，资产价格也会大打折扣，农村土地的价值也是如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果合法流转，将会通过何种形式给农民带来收入？一是城乡结合部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带来的补偿。作为这些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农民并不拥有其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集体”这个模糊的概念在实际中往往缺位，这种现状造成了农民利益被严重侵害。按照以往地方政府的做法，在征地过程中给予农民的补偿标准极低，土地财政也因此成为地方政府创收的重要来源。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农民因此遭受的损失高达2万亿元。如果今后能够对于政府征收的土地有一个合理标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相关农民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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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对此有过探索，比如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其中50％左右应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剩余部分除了留于集体发展村集体经济，大部分仍然分配给农民，并鼓励农民将这部分收益以股份方式，投入发展股份制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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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农民的宅基地价值重估，因为农民的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并不拥有宅基地的所有权，农民的住房价值就因此大打折扣。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底，我国农民每人平均拥有30.65平方米的住房，价值287.76元/平方米，按照当年73742万的农村人口计算，可以推算出我国农村住房价值为6.5万亿元。但这一数字无疑是大大低估的，因为农民对宅基地并不拥有所有权，使得房屋的流动性大大丧失，比如有些农民常年在外打工，如果希望在城市定居而将农村的房屋出售，将会因为房屋的产权问题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土改政策能够在宅基地上有所突破，农民住房在加上土地附加价值以及合法的流通性之后，价值将会大幅提升，现有6.5万亿元的住房价值，至少将升值至20万亿元，这意味着农民财富的大幅重估。同时，宅基地价值重估之后，还意味着农民向金融机构借款时有了合法的抵押物，一方面促进农村投资规模，同时也为农村释放出更多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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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城市开始试点“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方案——农民自愿拿出自己的宅基地，按照一定的标准换取城镇的一套住房，通过出让农业用地的使用权换取城市的社保。这种做法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农民进城之后获得持续收入，而不只是让他们从农民简单转换为城市的低保人群，否则这种身份转换只会成为对农民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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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的重点在于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资本化收益，所以，如何给土地定价，让农民真正从中获益而不是受损，这将成为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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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人口红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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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之后，“适度规模经营”将成为今后我国农村的重要特征，所谓“美国无农民，中国无农场”的局面也将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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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而言，多大规模的农场才能最大效率提高农业效率？多大的农场将导致农业从规模经济转向规模不经济？这些仍然是有争议的话题。但从更宏观层面观察，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好处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市场，对于城市工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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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收入为什么增长缓慢？除了农业自身的特征之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而农村人口逐年提高，此消彼长下，人均收入自然会下降。如果不是近年来政府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补贴等措施，以及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民人均收入恐怕不是呈现上涨趋势，而是下降。由此可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减少农村就业人口。如何减少农村人口？马尔萨斯的手段自然是不可取，除了大力推进城市化之外，农村规模化经营也是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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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有一个很著名的“隐蔽失业”的观点，大意是说，传统农业中有很多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些人虽然也在从事农业劳动，但其实对生产毫无贡献，比如原来有5个人从事一亩地的耕作，从中抽走一个人之后，农业生产并不会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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