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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速快速回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通过大规模失业演化成社会甚至政治问题。2003～2007年，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900万到1200万左右，今后几年，每年保持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数应该是正常目标。就业人数增加和GDP增速高度相关，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大概在0.11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就业增长0.11个百分点，以此推算，如果要保证1000万人的新增就业，9％～10％的GDP增长应该是底线。今年前三季度GDP为9.9％，第三季度GDP为9％，虽然离《政府工作报告》中8％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如果将9％的增长视为1000万新增就业人数的底线，现在的经济增速已经接近底线。由于房地产带动的相关产业高达50个左右，所以，通过刺激房地产，不仅在于使GDP数字看上去更加光鲜，而且可以实实在在解决相当大的社会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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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人对房价下跌的预期已经形成，而且，现在的房价对于大多数开发商仍有相当的利润空间，所以，房价的继续下调不会对开发商形成太大的伤害，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市场没有成交量，导致开发商的现金流枯竭。所以，政府的救市在短期内可能难以扭转房价下行的趋势，正如前几年房价处于上升阶段时一样，政府希望对房地产市场降温，但是短期内也无法遏制房价上涨趋势。但是长期看，政府调控的累积效应最终会在某一个时刻体现出来，就像几个月前曾经被认为不会下跌的房价突然之间就停止了上涨的脚步。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政府的一次救市扭转不了房价趋势，但如果已经决定了通过拯救楼市来拯救中国经济，救市的举措应该不会就此止步，更大力度的措施一定还将会陆续出台。等到宏观经济形势不再恶化，房价回落到合理空间，救市的累积效应终将会释放出来，房地产市场也会再度迎来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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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场全球性危机当中，各国政府都使出浑身解数阻止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救市不难发现，美国的救助对象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而中国的救市从房地产市场开始，对股市的救助基本不多。美国救市的意图是防止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以避免对实体经济形成更大冲击，而他们却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次贷危机的源头不在华尔街，而在房地产市场。只要房地产市场跌势不止，华尔街就会“地震”不断，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还将继续缩水，也就会继续产生下一个雷曼。所以，美国固然应该花大力气拯救华尔街，但房地产更应该拯救。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对于中国而言，拯救房地产市场还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比如下调首付款比例、下调购房契税、下调房贷利率等等。但对美国而言，他们却没有办法使用这些常规办法来刺激楼市，因为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美国房地产正是通过类似手段刺激了楼市并引发了今天的泡沫，比如零首付、再按揭等等，在经历了6年多的繁荣之后，美国房价只能走上不可避免的回归之路，等到房价自然见底，也就意味着金融危机的风平浪静。对中国而言，因为过去几年对楼市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比如首付比例提高、购买二套房的限制等等，所以，今天在行业的低迷时期，可以相对从容地来给房地产市场逐步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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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政府出台再多的救市措施，如果消费者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内需市场也难以有效启动，比如较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一直扮演主角，而在未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下，财政政策的分量将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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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加之年初雨雪自然灾害和四川大地震等特殊因素，很多人开始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压力。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48946.86亿元，同比增长25.8％，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但是细分来看，增速在最近一个季度明显放缓，今年全国财政收入上半年累计增长33.3％，第三季度增长10.5％，其中7、8、9月分别增长16.5％、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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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趋势非常明显，但由于我国整体财政收入雄厚，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财政支出还远远未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国际上通行的财政政策原则是赤字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3％，如果以3％作为财政安全线，我国的财政政策还大有可为。从2000年至今，我国的赤字率从未达到过3％的警戒线，2000年最高为2.9％，然后逐年下降，2007年的赤字率为0.8％，为10年来首次降至1％以内。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为48946.86亿元，财政支出为36428.14亿元，财政盈余高达12518亿元，只是从8月份开始，连续两个月出现单月赤字的现象。按照年初的预算安排，今年的中央财政赤字预算拟安排1800亿元，如果以1800亿元的财政赤字作为今年的财政目标，意味着最后一个季度不仅要花掉前三季度的12518亿元的盈余，还要“制造”出1800亿元的赤字，而且即使如此，今年的赤字率也不过0.7％（假如今年GDP增长8％）。以此看，年底的大规模减税或许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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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至2007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从2.9％一路下降到0.8％，而在目前的经济下行周期，稳健的财政政策有必要转向积极，承担起更多的刺激经济重任。人人都在谈论和鼓励个人消费拉动经济，其实国家的财政支出更应该多多“消费”，过低的财政赤字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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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居民的真实购买力，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其消费行为，假如大多数人都认为未来的经济形势将恶化，对将来的收入增长没有信心，而同时又预期房价还将进一步下降，那么，消费者正常的选择就是继续观望。反之，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保持信心，同时认为房价已经合理，那么在政府的救市刺激下，将会释放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此看，稳定消费者的信心，可能比拯救楼市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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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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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权力与市场的制度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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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危机和丑闻过后，总会催生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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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多内，资本市场的主旋律是快速赚钱和赔钱，尽管股市里人声鼎沸，但是消息面上却处于相对真空的状态，直到魏东自杀，王益“双规”，市场上开始出现不同寻常的气氛，投资者们突然才意识到，中国股市似乎好久没有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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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年里，股市每隔几年就会暴发出类似事件。比如两年前一批民营金融大鳄纷纷倒下，德隆的唐万新、健力宝的张海以及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等锒铛入狱；时间继续向前推移，市场上充斥着以吕梁为代表的庄家操纵股价，和以银广夏为代表的上市公司造假；回到市场创建之初，更曾暴发出中经开“327国债期货”之战这样的血腥战役。20多年里，股市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螺旋式前行，也似乎是一种巧合，每当一批股市蛀虫们落马，市场总会迎来一波牛市行情。王益案的暴发，是否也会成为今天股市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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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蛀虫们被挖出，和市场行情走牛并不只是简单的巧合，无论是造假的银广夏、坐庄的吕梁、玩空手道的顾雏军还是今天的王益，他们都掌握着一项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权力。或是来自监管部门的权力，或是获知上市公司内幕的权力，当权力和市场充分结合并发酵，必然会损伤市场的效率。反之，当这些权力寻租者们落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会大幅提高，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可能就是一轮牛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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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宾斯托克（Beenstcok）曾经指出，腐败降低了资源分配的效益，当劣质产品或服务由于腐败因素被选中时，整个社会就会每况愈下，即便是最好的产品被选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也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宾斯托克对腐败的著名论断是：如果腐败造成了效率损失，那么造成腐败的经济制度必然也存在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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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看，太平洋证券、国金证券可以赶在市场行情最好的时候上市，而其他质量更好的券商，比如光大证券只能在2700点的时候IPO，更多的优质券商甚至还没有光大证券幸运。如果股市行情不能好转，他们的上市之日更加遥遥无期，对于这些优质券商而言意味着错过了做大做强的最好时机，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失去了分享这些优质券商成长的机会，这就是典型的市场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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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并不是证监会首位落马的官员，此前，已经有7名左右的证监会官员被捕，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正是权力和市场的紧密结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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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前，我国企业的上市制度为审核制，证监会发行部对企业能否上市、发行规模乃至发行时间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当时的股市一方面成为为国企融资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为部分发行官员“融资”的工具。监管者掌握过多的权力，直接导致市场效率低下。政府显然也意识到审核制的弊端，2001年之后，企业上市制度改为核准制，和审批制相比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核准制下依然有浓烈的行政色彩，监管者依然有足够的寻租空间，尤其是和国外成熟市场的注册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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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市场过度集中，其危害不仅在于为王益和王小石们提供了腐败的温床，更致命的还在于降低了市场效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石油2007年回归A股时，发行价高达16.7元，而H股的发行价仅为1.27元，这充分说明在核准制下市场的定价机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发行上市之后，中石油当天高开至48元，很多中小散户不明就里，为这只“亚洲最赚钱的机器”所蒙蔽，上市当天大胆追进，结果永无翻身之日。如今，中石油股价早已跌破发行价，最大跌幅已经超过70％，中石油的悲剧不仅在于套牢了大批中小散户，而且由于其在A股市场位高权重，直接带动了上证指数大幅下行。其中之祸，发行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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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布坎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个人在市场中寻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期望他们在政府中或通过政府来追求社会利益？布坎南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关键词是“约束”——人们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不管是在市场中、政府服务中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对于王益们而言，正是约束不够给了他们太多的寻租空间，而寻租猖獗最终损害了市场效率，这样反过来看，对于王益们的清理和约束，也正是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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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市场其实都是在不断震荡中摸索前行的，不仅是只有20年的中国股市，200年的美国股市也如此，每一次危机和丑闻过后，总会催生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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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华尔街的几位投机家在铜矿股票上进行惨烈的多空争夺战，巨大的资金需求曾引发商业银行的连锁挤兑，使众多银行陷入破产边缘，最后依靠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摩根出手，才度过这场挤兑危机。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几年后，美联储正式成立。1929年美国暴发股灾，罗斯福新政对华尔街大刀阔斧地改革，通过了《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等，奠定了美国的金融格局，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划清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界限。摩根银行也被一分为二，奠定了美国此后60多年的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直到90年代才重回混业经营之路。1987年美国再次暴发股灾，这一次和1929年不同，美国有了一个强大的美联储，美联储一改以前所谓自由市场的放任原则，对市场强力干预，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为以后华尔街遭遇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今天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美联储连注巨资的处理风格，其根源正来自于此。进入21世纪，先后暴发的安龙和世通公司造假和破产丑闻，也曾使华尔街信誉扫地，监管层由此开始对上市公司的内控机制深刻反思，催生了美国的《萨班斯法案》。该法案又称“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宗旨是“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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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股市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每次华尔街做出重大制度改革，其实都是对权力和市场的距离进行一次合理的安置，太远疏于监管，太近引致寻租，在不断的改革中，才成就了今日华尔街的模样。回顾中国股市20年历史，同样也是在危机和丑闻中艰难前行，并不断完善与自我重塑。但以资本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看，中国股市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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