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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大部分是靠第一阶段也就是要素投入取得，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存在边际效益递减。也就是说，如果在第一年投入10元可以产出1元产值，第二年可能需要投入12元才能维持1元产出，以后各年所需投入逐次增多。而投资规模终究有一个极限，中国经济的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极高的比重，可谓接近投资极限。而且按照边际效益递减，中国经济需要比以前更多的投资，才可以维持10％的增速，对于一个投资比重已经超过40％的国家，这显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这种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模式，对于资源和环境都是极大的挑战。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的口号，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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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亚洲各国经济崛起的学说中，雁形假说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成果。雁形假说认为，在亚洲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成功崛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从最初的农业部门到轻工业部门，再到重工业，然后是精密电子工业……概括而论，也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最后进化成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使得经济持续高增长成为可能。这个过程可能首先在某个发达国家（比如日本）进行，随着这个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跟随国家随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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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一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意思是说，假如投入的资本、劳动力要素为100元，最后产出150元，那么这多出的50元从何而来？这大概是研究经济增长的最核心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将多出来的50元归功于技术进步等因素，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将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等所有解释不清的要素都归于此类，统称为索洛残值。全要素生产率能真正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质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低，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因素并不多，更多的索洛残值大概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以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更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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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内，中国经济处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充分享受了制度变革和劳动人口带来的红利。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按照雁形假说理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必然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北京奥运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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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简单回顾一下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韩国的意义。在1981至1988年的7年筹备期，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12.4％，1985～1990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1988年之前，“韩国制造”给世界的印象就是劣质廉价，今天大名鼎鼎的三星，当时也只不过是为日本企业代工，赚取微薄的利润。随着汉城奥运会举办，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迅速摆脱了代工企业的低级形象，一跃成为世界性品牌，韩国也借助汉城奥运会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成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样的发展路径也可以在日本身上看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大规模的投资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从奥运会前的年增长10.1％猛增到16.1％，日本产品比如精工、西铁城等借助奥运会摆脱了劣质低价的形象，一跃而成世界名牌，日本经济也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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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品牌的身影，从IT产品到体育服装等等，他们都试图重新定义“中国制造”，复制当年韩国“三星”们的成功。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首先从这些有远见的企业开始，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从低附加值产业升级到高附加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才可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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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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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奥运会举办之前的几年，人们关注的是奥运对中国经济拉动，在奥运会正式开幕后，另一个话题开始浮出水面——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低谷？根据以往各届的奥运会经验，大多数举办国的经济都在奥运会结束后陷入低谷，也就是所谓的“后奥运低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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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后奥运低谷效应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虽巨，但在整个中国经济容量中还是微乎其微，5200亿元的投资其实不到同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1％，中国经济即使在2009年后有所放缓，也肯定不是因为奥运的关系。事实上，从去年3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开始降温，连续4个季度的GDP增速环比下降，从2007年2季度的11.9％的峰值降至今年2季度的10.1％。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主要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国经济自身主动降温所致，和奥运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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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绝对数看，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创下了历史纪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964年东京奥运会，该国的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1988年汉城奥运会，该国的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中国的比重为多少？中国2007年的GDP为24.66万亿元，假设2008年保持10％的增长为27.13万亿元，5200亿元的投入占其比重为1.9％。如果用奥运会投入和举办国的经济实力相比，北京奥运的投入还比不上20年前的韩国和40年前的日本，以此看，所谓的“后奥运低谷效应”，发生在中国的概率也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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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举办城市北京而言，也不会因为奥运会后的投资规模剧减而大幅放缓经济增速。在举办奥运会前的7年时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2600多亿元，按照北京市的“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十一五”期间北京的固定资产投入预计在1.18万亿元以上，奥运会后的两年（2009年至2010年），投资量占到整个投资量的45％左右，比奥运会前几年的投资水平略有降低。如果仅以投资规模来看待经济增长，北京市在奥运会后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略有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北京前期为改善交通和环保等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奥运会后难以估量的旅游市场，以及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些都有可能弥补北京投资规模减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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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做一个假设，假如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并没有因为两票之差落败，而是顺利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北京大致应该从1993～2000年筹办奥运，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还不到今天的一半（以GDP衡量）。如果当时举行奥运会，中国或者北京倒是有可能出现后奥运低谷现象，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依然可以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有充足的人口红利等诸多利好供中国经济慢慢享受，并不需要奥运会来促进经济转型。不过历史并不存在假设，北京奥运在推迟8年后到来，其实来的恰逢其时，无论对于奥运会本身，还是对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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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在于拉动了多少点的GDP增长，也不在于催生出一个类似“三星”或者“精工”之类的企业，而在于借助奥运会的外力，强迫中国经济完成转型，使得更多中国企业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以北京为例，奥运会的注意力经济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产业和关键要素向北京集聚，那些提前了10年甚至更久的交通设施和环保措施，使得北京的投资环境和效率大为改善。在北京市筹备奥运会的7年里，产业转移轨迹已经比较清晰。2001年，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0％，2007年，这一比重已经超过70％，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20％。按照北京市的“十一五”规划，预计到2010年，企业的R&D经费支出将达到企业主营收入的3％，企业R&D经费支出将占到北京R&D支出的50％左右，这两个数字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北京经济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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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产业雁形模式，和今天江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北京市在奥运会之后并未出现所谓的后奥运效应，反而体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特征，那么，北京市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样本，这也将成为奥运会带给中国的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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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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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正在流血的赚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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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中国股市真正意义的救市措施终于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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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个叫弗兰克·帕特诺伊的人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写了一本名叫《泥鸽靶》的书，在书中揭露了摩根士丹利这台赚钱机器如何在金融衍生品上大胆创新，有时候为了赚取高额利润，甚至不惜将客户利益置于极其危险的地步。帕特诺伊在书中提到了摩根士丹利衍生品部门的一个传统游戏，就是全体人员参加一个射击比赛，目标靶是用泥做成的鸽子。参赛者用真枪实弹射杀，以磨炼这些华尔街精英的血腥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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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中的种种描述，摩根士丹利当然予以否认。几年时间很快过去，就在这本书开始慢慢被人们淡忘之际，次贷危机席卷了华尔街，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国国际集团等无不遍体鳞伤，有些轰然倒地，有些奄奄一息。这些昔日的血腥杀手，现在开始看到了从自己身上流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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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会有人给他们送上创可贴来止血。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基本上在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不仅频频给华尔街注入流动性，而且还在最近直接挽救了“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而最新的进展是，布什政府要求国会通过一笔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庞大的金融救援。美国总统布什表示，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人们深信联邦政府只有到必要时才对市场进行干预，鉴于当前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状况，以及对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政府的干预是合理而且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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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年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救市行为，以及布什总统的最新讲话，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性国家，美国的政府干预行为可谓意味深长。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尽管次贷风暴几乎让华尔街翻天覆地，但是美国股市的跌幅至今不过20％，而中国股市的最大跌幅却达到70％。这已经不是股市的基本面所能解释，其间的关键在于两国的管理层对股市的重视程度不同，对股市的呵护程度也不相同。如果美国股市崩盘，美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危机会远远超出现在的局面。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股市奉行所谓“自由市场不应干预”的原则，1800点就绝对不会是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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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尽管这项措施并非直接针对股市，但是央行释放出的信号表示，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松动，这正是股市过去半年多时间里所期盼的利好。但可惜的是，伴随着央行释放的好消息，雷曼兄弟破产的坏消息也接踵而至，而且，后者的冲击力更是远远超过前者。于是，中国股市在度过中秋节假期之后开盘，当天即跌破2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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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中国股市真正意义的救市措施终于出台。财政部决定从9月19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不变。中央汇金公司也宣布，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大银行的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公开表态，支持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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