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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利于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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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让利于民？总体思路应该有两条：一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逐步减轻政府的投资热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总体思路下，具体措施可以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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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分配，此前人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效率和公平，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公一直是焦点所在，而关于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问题则鲜有讨论。前者关乎社会公正，后者关乎经济增长，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公平问题会成为焦点，而在经济下行周期，增长问题成为头等大事。降低税负自然是首选，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本来就应该是调整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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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以刺激消费为主要目的，政府的收入分配首先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目前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目标，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也就是同样投入100元，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以中国的现状看，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分配制度首先应该向农村居民倾斜，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首先以9亿农民为目标确实是上上之策。但仅仅向农村倾斜显然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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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土地流转改革、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乃至对农业生产的各种补贴和保护，政府目前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谓前所未有，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基于一个农民增收缓慢的前提。一直以来，虽然改革30年来农民生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始终低于GDP增速，也低于城镇居民增速，农民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绝对收入来看，也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781元的水平，这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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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困难，一方面在于农业利润率不高，同时也和农业规模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人口过多有关，过多人集中在低利润的农业生产上，人均收入自然难以提高。目前政府的主要做法是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但是这样的措施只能保证农民收入不下滑，对于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没有太明显的作用，而且提高粮食价格，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负担。解决农民增收困难，出路在于适度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程度，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意味着农业人口对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城市先进生产力向农村的流动。按照3次产业划分，我国超过4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服务业的比重只有30％，大力发展服务业需要城乡间产生良性的流动，需要城镇放松户籍管制。放松户籍管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让利于民，这不仅适用于进城农民，也适用于很多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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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创造条件为农民增收，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也不容忽视。如果将刺激农村消费视为短期内快速起效的途径，那么城镇居民的消费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能把城镇居民只看做贫困居民，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减税让利应该成为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的主要途径。不仅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直接面向个人的税种，也应该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效率，利润增长之后的企业提高职工工资，也相当于政府间接让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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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调整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上曾经有一个“李嘉图等价”的理论，大意是说政府无论是通过发债还是通过调整税收来刺激经济，其实都不会改变整体经济的增长。比如政府现在多花钱，预示着将来要多征税，老百姓预期将来要多交税，理性的选择就是现在多储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进而推演出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效果其实一样。当然，事实证明李嘉图等价只是经济学家的实验室结论，并不适合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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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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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补贴农民消费，还是对城镇居民减税让利，这些都只是中短期之举，用以应对经济低迷时期的消费不足。长期看，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促进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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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部分，社会保险又分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五个险种，社会救助分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司法救助和住房救助等，社会福利可分为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和孤残儿童福利等。“十七大”勾勒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是：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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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时间不长，尽管政府这几年通过政策倾斜，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目前的覆盖率还是很低，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约为30％，失业保险的覆盖率约为20％，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约为40％。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投入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11％，还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仍急需政府财力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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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善民生、维护公正、保持稳定等社会意义，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同样重大，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对此予以证实。对中国经济而言，社保制度最直接的影响在于，社会保障给了人们足够的安全预期之后，百姓不再需要用高储蓄来应对生老病死等不时之需，可以将更多收入用于当下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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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在实践中已经意识到，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比简单地给居民发红包更能刺激消费，与其用一些金额不大的消费券来刺激消费，还不如想办法将百姓的高储蓄赶出银行，引入消费市场，而一个完善的社保体系无疑具备这样的能力。按照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的研究，城市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将增加1041元；农村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将增加483元。虽然实际影响不会如学者们研究的这样精确，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还是可见一斑。当然，过度的福利社会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损害，比如福利天堂的北欧国家等等，不过对于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状况，讨论过度福利显然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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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时，凯恩斯就提出通过国家干预来挣脱衰退的泥潭，除了加大国家投资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其中的重要思想。在凯恩斯看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有效需求的方法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很重要的途径。凯恩斯早就意识到，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干预有助于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出台，对于美国摆脱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思想和稍晚的《贝弗里奇报告》成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石，尽管在今天看来，凯恩斯的经济药方有种种不当之处和负面影响，但其思想仍然不乏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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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定可以提升产业转型和升级，促进服务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的老百姓会增加一些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增加对服务的需求，这会在客观上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所包含的养老、医疗、残疾人救助等等，也都蕴含了很多服务业的发展机会。发达的服务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提升意义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它不仅在于提高增长的质量，更可以创造无数就业机会，这对于现在的中国，其意义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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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善社保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对于眼前这场危机也许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经济从投资型、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却是一条必经之路。如果能够在危机之时夯实好社保体系的平台，等到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之时，将迎来一个更健康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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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政府的让利于民意味着财政压力，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2008年全年，我国财政收入为6.1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我国财政支出6.24万亿元，同比增长25.4％，收支相抵，2008年的财政赤字为1110亿元。以此计算，2008年的赤字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37％，这个水平甚至低于2007年的0.8％，几乎是过去10年来的最低赤字率。一般而言，国际上以赤字率3％作为警戒线，以此看，财政虽有压力，但距离3％的警戒线还有相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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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0年的财政赤字率一度达到2.9％，接近3％的警戒线。从2000年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慢慢淡出，从2000年至2007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从2.9％一路下降到0.8％。从0.37％的赤字率到3％的警戒线，意味着政府的让利于民还有足够的空间，同时，也可以抑制“4万亿”带动下的过度投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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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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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三驾马车”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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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的去库存化可能进入尾声，这对中国经济是一个积极的复苏信号，世界对此也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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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陆续出台，投资、消费和出口组成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最强劲的经济引擎，而出口额则大幅下降，显示了海外市场衰退幅度之深，一度坚挺的国内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体现出消费者的悲观和保守心态。“三驾马车”的力量消长，也预示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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