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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4万亿救市效应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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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经济数据的刺激下，很多人开始相信，去年12月，或许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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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的中国股市迎来久违的强势，在第一个交易周内从1990点上涨至2181点，涨幅接近10％，大部分个股的涨幅更是远超大盘。与此同时，美国股市却难掩疲态，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跌破8000点，和A股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股市背后体现了投资者对两国经济走势的预期，在4万亿元计划启动后，中国经济的复苏迹象开始先于发达经济体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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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股市反弹的积极信号有以下几点：一是1月份的银行贷款增速大大超出预期；二是制造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两月反弹；三是国际航运指数大幅反弹；四是钢铁价格也有了超过10％的涨幅。在多重经济数据的刺激下，很多人开始相信，去年的12月，或许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最低点。在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的背景下，股市也出现难得一见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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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了银行贷款规模上限后，今年1月份的银行体系新增贷款创下了历史新高。按照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透露的信息，2009年1月份的前20天，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已达到9000亿元，以此简单推算，1月份新增贷款应该在1.3万亿元左右。1.3万亿元月度新增贷款是一个什么概念？从2005年至今，月度新增贷款规模最高纪录是2008年1月份的8040亿元，其次是2008年12月份的7720亿元，其余月份的规模大致在1000亿至5000亿元之间。新增人民币贷款激增，一方面说明经济活动开始重新活跃，一方面也说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充裕，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对股市都意味着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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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需要辩证地看，以月度环比来看，自从4万亿元计划公布之后，从去年11月开始，银行新增贷款就已经开始激增，2008年10月，当月新增贷款规模仅为180亿元，11月和12月的规模就猛升至490亿和772亿元，直到今年1月创下历史新高。这种情况或许并不能持续：一是对过去紧缩信贷政策的修复；二是因为在4万亿元计划之初，银行可能会抢占一些风险相对较低、回报较为稳定的贷款项目，所以前期会出现突击贷款，但是长期看，银行不能不考虑到风险因素，在好项目被各大银行“瓜分”完毕之后，银行的惜贷心理会重新占据上风。今年1月份的贷款规模不可能长期持续，如果保持1.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全年新增贷款规模将高达15.6万亿元，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过去几年，金融机构每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大致在3.63万亿元左右。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银行的放贷冲动将会慢慢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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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数据的另一个积极信号是制造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两月反弹。2008年11月，国内的PMI指数创下38.8的新低之后开始反弹，去年12月达到41.2，今年1月份的PMI指数为45.3。制造经理人指数体现了工业生产乃至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一般而言，PMI高于50，被视为经济体仍在积极扩张，PMI低于50则被视为经济低迷。从2008年7月开始，国内的PMI指数开始跌破50并持续至今，不过从去年11月开始已经连续两月反弹，虽然仍然保持在50的水平线之下，但说明最坏的时期或许已经过去，这大概是4万亿元效应最直接的体现。中国经济在去年四季度加速下滑，单季GDP增速仅为6.8％，出现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其实就是一个企业清理库存的过程。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前，世界经济正处在繁荣的顶峰时期，各类原材料价格加速上涨，为了应对预期的通货膨胀，大部分企业都加大了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随着金融危机暴发，加之2008年7月份国际油价跳水，带动大部分商品价格迅速回落，那些累积了巨额库存的企业开始面临巨大的存货跌价损失，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就是清理存货，而不是继续扩张生产。对整体经济而言，这意味着需求大幅放缓，也就意味着GDP增速的大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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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元对中国企业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帮助他们迅速清理库存。随着企业的存货被消化到合理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重新加大投资生产，新的需求和订单由此产生，PMI指数的连续两个月反弹，也正是4万亿元财政刺激的直接效果。钢材价格和国际航运指数的反弹，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政府投资效应的带动。国内钢材价格连续10周上涨，涨幅达到10％～15％，原因在于企业经过前期大规模的库存清理之后，在4万亿元的刺激下开始增加订单，累积库存。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回暖，经济生产重新活跃，超跌的国际航运指数也开始反弹。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代表的航运指数，春节期间从700点快速反弹到1600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回暖或许会加大世界范围内的采购量，比如钢铁生产会带来对国际铁矿石的需求，从而刺激国际航运指数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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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此判断中国经济将实现V型反转也为时尚早，因为4万亿元只是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趋势，但是宏观经济想要实现反转，并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订单来实现。长期看，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强劲、海外市场的回暖等等，这些才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现在看来，这些因素并没有明显好转，只有政府投资在发挥一枝独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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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市场看，发达经济体还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这就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依然疲软。以美国为例，今年1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7.6％，为1992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一个以消费作为经济支柱的大国，失业率的飙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美国的消费持续疲软，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指望美国拉动出口增长并不现实。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较三季度环比下降18.8％，其中11月份为过去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更是同比负增长11.1％。而且，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出现大幅消减，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都同时萎缩。欧元区的经济同样不乐观，英国甚至被视为第二个冰岛，法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德国经济也出现加速衰退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公然抬头，比如美国计划以“购买美国货”来拯救经济，印度禁止进口中国玩具等等，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表面看来可以维护本国经济，其实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多输”局面，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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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短期之内难以拉动中国经济复苏，能够指望的依然还是国内市场。但是目前看，在政府和民间消费的两个层面上，政府投资看起来生机勃勃，民间投资和消费并无太大起色。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保增长之举，长期看，要使经济长期持续发展，还需要激活民间的投资和消费。现在的矛盾之处在于，政府投资现在虽然已经初显成效，但是并不能因此寄希望于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市，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财政的来源终究有限，同时，政府投资规模越大，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越大。所以，如何确立合理的政府投资规模，既要保证力挽经济下滑颓势，同时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又不至于太大，这又将考验管理层的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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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角度，至少目前为止，国内的消费市场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太明显的冲击。商务部近期公布了国内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00亿元，同比增长13.8％，这和发达国家的消费紧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个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数据，这或许说明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大部分国内居民对于未来依然保持了较高的信心。不过压力仍然不容忽视，因为大批企业开工不足而纷纷裁员，春节后，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显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压抑消费需求。城市白领的裁员幅度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农民工的失业已经有了初步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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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在春节后公布的数据，在1.3亿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失业农民工人数约为2000万人，占总量比重高达15.3％，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超出预期。仅从经济角度考虑，2000万农民工失业，对于以农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目标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尽管政府在近期连续出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刺激农村消费的举措，但如果不能想办法尽快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农村消费将不可避免陷入萎缩，以此拉动中国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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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8年11月的4万亿元计划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股市也对此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但也正如当初预期的一样，这只能救经济于一时，如果就此得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的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拯救中国经济的长久之计还在于如何启动民间消费，将来以4万亿元为代表的政府投资逐渐淡出之际，才是中国经济真正好转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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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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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让利于民与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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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让利于民，其实不仅是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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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去年11月，当政府首次提出4万亿元救市计划时，曾经引发广泛的争议和质疑。3个多月过去后，即使是当初最强烈的反对者恐怕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4万亿”计划的及时出台，实体经济的下滑速度将难以想象。尽管现在距离经济全面复苏还稍显遥远，但至少止跌的迹象已经较为清晰，在世界经济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这一切自然应该归功于“4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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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已经意识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4万亿”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在过去3个多月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还是银行体系的开闸放水，救市热情都已经超出了预想。但进一步振兴经济尚感不足的是，热度还仅仅停留在政府投资层面，民间投资和消费领域依然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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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总是存在冲突，一个明显的矛盾是，政府投资规模越大，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也越明显。换言之，“4万亿”相关的救市规模越大，从另一方面反而不利于启动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在此基础上，不妨将“4万亿”视为救市的第一阶段，将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视为救市的第二阶段，消费券、减税让利、家电下乡、全民医保⋯⋯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成星星之火，而所有这些有益的尝试其实都源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政府的让利于民——这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更事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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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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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08年的“两会”，还是稍早的“十七大”，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关键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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