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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末中国组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令西方人深感惊讶。这种生产并未超脱传统工艺，也未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好奇的西方人称之为工业性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别于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1976年，在英属圣赫勒拿岛的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161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狮”号。它满载着来自中国的商品，但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根据有关的装船资料，它运载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东南亚诸国出产的香料。从海底打捞上来的一大批青花瓷，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光洁釉亮（现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除了损毁瓷器的碎片，这一艘沉船清理出的完整无损的瓷器，比400年来西方保留下来的同时代瓷器总量还要多。据另一记载，17世纪初年，一个大型贸易船队平安抵达荷兰，他们带回的瓷器共有1万多件，总重超过50吨，可见中国生产能力及出口规模之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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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出口的商品品种极为丰富，应有尽有。有一段记载是：当年在春季季风吹来的季节，30~40艘中国式帆船满载丝、棉、瓷器、火药、硫黄、钢、铁、水银、铜、面粉、栗子、茶叶、风干食品、家具及其他珍奇物品，排山倒海般地从福建港口驶向菲律宾的马尼拉。在那里经转载后，欧洲人的商船从马尼拉驶往远方新兴的消费大国，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一位荷兰的富商赞叹道：中国的货品既可以满足一位百万富翁的独特需求，也可以满足百万家庭的普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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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出口物品被西方人一代一代保留下来了，如瓷器、彩绘的墙纸、雕漆家具，但大部分物品被消费或后来损毁了。今天去访问一些保存较好的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城堡，可以看到在一两个房间内摆设着精美夺目的大件瓷器，四面墙壁都是用中国风情的壁纸装饰的，还有许多明末清初匠心独具的实用家具。和清初康熙朝相对应，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就特别着迷于来自中国的物品与文化，在巴黎皇宫里还修建了中国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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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打捞上来的明末出口瓷罐的盖子，可以想见商船运载的货物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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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到伦敦的明代瓷器，别有一番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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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规模，“中国制造”备受青睐的是它们独特的材料和上乘的质量。最近有英国友人来访，大家谈起中国人现在是西方名牌的粉丝，不知何时中国名牌能够打入西方的消费市场。其实这件事，400年前中国人的老祖宗就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比如明末生产的青花瓷器，牌子就可以叫“景德镇”，在荷兰、英国、法国的市场上都很吃香。拥有这个牌子的壶碗瓶盆，就是身份的象征。它们还会成为油画题材，进入艺术的殿堂。159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哈克雷游记》，作者在景德镇亲自采购，他以权威的口气评论道：“这是世界上陶土制成的最棒的器具。它们有三个品质——纯净、优雅和结实耐用。”明代匠人肯定也没有料到，他们的手工制作流传至今，竟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董艺术品，而且和金融资产配置扯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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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国人的用具，随之而来的是引入中式生活习惯。尽管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上落后了葡萄牙人、荷兰人100年，但他们在移植中式品位上却开风气之先。比如, 英国东印度公司1637年开始在印度做中英转口生意，它把中国的喝茶情趣带到了英国，“茉莉花茶”是其中的一大名牌。从17世纪起，下午茶成了英国人的特殊爱好。据东印度公司的运输记录，为了迎合英国民众的兴趣，东印度公司在采茶季节要保存近一年的茶叶库存。不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普通家庭，英国人都会在家里放一套“康熙年制”的瓷器茶具，有些甚至还为茶叶盒上了锁，很时髦也很考究。许多绅士还会像中国文人那样穿上一件手绣的丝坎肩在街头炫耀，那感觉恰似今天淑女手中拎了个名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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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17世纪荷兰油画，上面的盘子都是中国的出口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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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明末清初民间贸易的窗口，输出的不仅是强盛东方帝国的物质文明，更提升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推崇。那些参与到东方贸易的人说：商船到达中国之前，曾在海路上见到许多其他亚洲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文明独立、政治管理制度如此完善、社会伦理与文化具有如此久远深刻的渊源，中国城市街道宽阔整洁，牌坊高大气派，百姓健康平和。法国的著名启蒙大师伏尔泰受到传教士的影响，在他的《哲学辞典》里不无憧憬地说：“我们跑到中国寻找瓷器，似乎我们就没有瓷器；我们用他们的丝绸做衣衫，似乎我们就没衣料；他们的中草药放在水里喝，好像我们这里不曾出产过这些植物……”对西方人而言，如果没有与明清的贸易交流，对东方智慧的了解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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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银时代，皇朝输出了“中国制造”，换回了大把外国货币；用祖宗的文化“入侵”了欧洲，同时屏蔽了任何西方启蒙思想在民间的传播。这种不对称的交流为日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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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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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币制税制改出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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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币制，一个税制，扼制王朝财政的命脉，也是国家机器上的两根支柱。银子多了，贸易发了，统治者的思维和手段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币制税制都会被白银镀上亮闪闪的光泽。例如印度人，历来就认黄金，却在1550年左右由北印度引入一种小银币，和黄金一样贵重。不言而喻, 原因就是南美发现了波多西。小银币的发音后来演化成“卢比”，在印度的货币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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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和万历皇帝的大明，白银留下的永久印记之一就是币制和税制的改革。结果是一个王朝改革后日益强盛，另一个却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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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决定币制税制的原因很多，决定王朝命运的原因也很复杂。白银只是其中的催化剂，它加快了体制转化的步伐，也划定了变革的方向与路径。先来看看大明王朝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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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是个精力过人的帝王。他不但能马上得天下，治理天下也有一套。史学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元代最无制度，明太祖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不过，这个判断不大适用于财政货币制度。按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判断，这位朱皇帝不顾历史潮流，思维又过于简单，使明代的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陷于矛盾混乱。《食货志》上说：开国后，太祖身边的大臣给他出主意，可以在山东、陕州开银场通宝路。太祖斥责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洪武年的田赋，基本上都是实物上缴，谁提征银，朱元璋甚至会以“戕民之贼”罪将其罢免。不但银场不许开，铁场也不许开。这样做是不害民，但老百姓还要做生意呀，缺少货币，拿什么去买卖交易？朱元璋说：这有何难？一切仍随旧制不就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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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旧制，其实就是从唐宋沿袭下来的做法，铜钱、银币、纸钞同时流通。大明前期，朝廷都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民间银矿不开，地方政府限铸铜钱，朝廷掌握纸币发行大权，随机接济贸易生计。洪武八年（1375），首发了“大明通行宝钞”，钦定了“钞法”“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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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铜版印制的纸钱——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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