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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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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币制税制改出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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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币制，一个税制，扼制王朝财政的命脉，也是国家机器上的两根支柱。银子多了，贸易发了，统治者的思维和手段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币制税制都会被白银镀上亮闪闪的光泽。例如印度人，历来就认黄金，却在1550年左右由北印度引入一种小银币，和黄金一样贵重。不言而喻, 原因就是南美发现了波多西。小银币的发音后来演化成“卢比”，在印度的货币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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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和万历皇帝的大明，白银留下的永久印记之一就是币制和税制的改革。结果是一个王朝改革后日益强盛，另一个却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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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决定币制税制的原因很多，决定王朝命运的原因也很复杂。白银只是其中的催化剂，它加快了体制转化的步伐，也划定了变革的方向与路径。先来看看大明王朝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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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是个精力过人的帝王。他不但能马上得天下，治理天下也有一套。史学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元代最无制度，明太祖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不过，这个判断不大适用于财政货币制度。按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判断，这位朱皇帝不顾历史潮流，思维又过于简单，使明代的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陷于矛盾混乱。《食货志》上说：开国后，太祖身边的大臣给他出主意，可以在山东、陕州开银场通宝路。太祖斥责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洪武年的田赋，基本上都是实物上缴，谁提征银，朱元璋甚至会以“戕民之贼”罪将其罢免。不但银场不许开，铁场也不许开。这样做是不害民，但老百姓还要做生意呀，缺少货币，拿什么去买卖交易？朱元璋说：这有何难？一切仍随旧制不就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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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旧制，其实就是从唐宋沿袭下来的做法，铜钱、银币、纸钞同时流通。大明前期，朝廷都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民间银矿不开，地方政府限铸铜钱，朝廷掌握纸币发行大权，随机接济贸易生计。洪武八年（1375），首发了“大明通行宝钞”，钦定了“钞法”“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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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铜版印制的纸钱——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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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久远，被认为首开全球纸币使用的先河。剑桥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一本1915年出版的《中国旧纸钞》，影印了不少唐、宋、辽、元各代发行的宝钞、军饷钞。中国宋代（960~1279）流行的纸币——交子，原件日本人那里有一张，在世界货币史上名气最大。明代中原的贸易发达，人群向城市聚集，对外贸易曾远至中东、南亚、非洲。从全世界货币历史演进看，纸币发明都备受赞颂，理念上肯定比金属货币更现代。朱元璋的决定“沿袭前朝，纸币当道”怎么就说他不顾世界潮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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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商品的交易不但要有充分的货币供应，还要保持币值稳定。西方人为此摸索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人类还在为货币的数量控制和通货膨胀伤脑筋。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们哪里懂得什么数字化管理啊？多元币制和纸币发行，必然和它们在前朝的结局一样，搞得个乱七八糟，背离“不害民”的初衷十万八千里。大明通行宝钞成了明目张胆的收税工具，强征狂敛，老百姓实际税负增加，政府从中渔利。这样数量没谱的发钞持续没几年，宝钞就由于币值下跌，开始打折被拒收。几十年下来，宝钞屡发屡贬，最后成了废纸一张。当时的仕人批评商人利用宝钞推高价格，利欲熏心，痛斥不法之人伪造宝钞，搅扰流通。但是根本原因在于朝廷遏制了现代货币制度的自然发展，任凭多币流通并滥发纸币，破坏了商品经济。欧洲人当时的货币使用也很混乱，但是他们跑到南美寻找真金白银，力求实现币材统一、币值稳定的理念。东西方对待货币的态度的确背道而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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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的宝钞，真正值钱的时刻，是它们被摆进古董店的柜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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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中期，纸币政策已名存实亡，这可难为了需要市场交易的老百姓。各种金属甚至实物代用品都被充当货币使用还无法满足货币需求。正统年间（1436~1449），明英宗只好改变太祖制定的政策，“驰用银之禁”，允许白银除用于税收外，还可以进入流通，民间除铜钱外，用碎银交易，不再受政府管制。从此白银的地位日益提升，就算不是本位币，也成为其他铜钱和货币代用品的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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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银锭，此锭文字标明为秋粮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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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属货币作为本位货币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它们的供应根本不可能时时与商品流通的需求相吻合，也不像纸币那样，可以调整印刷数量，具有伸缩的灵活性。尽管朝廷已经开始积极开采银矿，官家民间一齐上阵，国内的白银生产仍然供不应求，实物货币替代品普遍通行，就连税收也要接受徭役和实物。在实施白银本位百年后，明隆庆年间（1566~1572）爆发了严重的“银荒”。货币供应真是和黄河之水一样，说旱就旱，说涝就涝，祖宗成法不灵，让银子做主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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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为难的时刻，欧洲人的“白银贸易”为东方帝国带来了福音。从“隆庆开禁”到万历结束，中国仅出口了占国民生产总值0.5%的物产，就换回了足以支撑国内交易所需要的万吨白银货币。银子的地位直线上升，坐稳了本位货币的头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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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他的改革用白银征税充实了国库，但遗患于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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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千年“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朝廷实际上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负统筹规划的责任。它丰年征税，歉年减免，以此调节地方经济。我们已经知道，银子的大量流入，完全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民间经济繁荣、出口兴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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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民已富，国却不强，特别是朝廷无财不稳。任何一个对大明政权有责任感的官员，都在琢磨怎样把民财转换为国财。万历初年（1580），首辅张居正想明白了，他要加大力度推行已实验多年的“一条鞭法”，即将田赋徭役统一编派，除部分仍交实物和以人力承担外，所有赋役“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目标是用银税替代实物赋税，以应税币制的统一来推进税制简化的改革。张居正在18省丈量田亩统一征银，从哪里起步？答案是福建省和广东省。那里正是明末出口的基地，银子的供应最充裕。“一条鞭法”的实施，结果是把这些刚刚上岸的白银直接捞进了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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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朝廷的收入都变成硬通货，保值增值了。但是，必须用铜钱换白银完税的农工商贾却发现，在纳税季节银价总是上升，自己的实际税负因此总在增加。据中外学者考证，中国明清税负从比例上说并非很重。但应税币制的统一，实际作用是政府与民争银，与民争利, 是财富的再分配，朝廷是最大受益人。张居正在推进改革一年后便与世长辞，然而以银缴税的办法未停步。到万历末年，大明国库白银储备比改革前增长了3倍。此时已近白银时代尾声，南美银矿开采逐渐枯竭，大明白银入口遂后继无源。而国内经济并未出现内生动力，缺乏自我造银功能，王朝再次出现严重的“银荒”。到崇祯年间货币供需再次失衡，加上天灾人祸，打击了明末的经济与出口，断绝了朝廷的税源。帝国已埋下官逼民反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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