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488930
1703488931
1703488932
1703488933
/张居正，他的改革用白银征税充实了国库，但遗患于后朝
1703488934
1703488935
在中国千年“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朝廷实际上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负统筹规划的责任。它丰年征税，歉年减免，以此调节地方经济。我们已经知道，银子的大量流入，完全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民间经济繁荣、出口兴盛的结果。
1703488936
1703488937
但是，商民已富，国却不强，特别是朝廷无财不稳。任何一个对大明政权有责任感的官员，都在琢磨怎样把民财转换为国财。万历初年（1580），首辅张居正想明白了，他要加大力度推行已实验多年的“一条鞭法”，即将田赋徭役统一编派，除部分仍交实物和以人力承担外，所有赋役“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目标是用银税替代实物赋税，以应税币制的统一来推进税制简化的改革。张居正在18省丈量田亩统一征银，从哪里起步？答案是福建省和广东省。那里正是明末出口的基地，银子的供应最充裕。“一条鞭法”的实施，结果是把这些刚刚上岸的白银直接捞进了户部。
1703488938
1703488939
现在，朝廷的收入都变成硬通货，保值增值了。但是，必须用铜钱换白银完税的农工商贾却发现，在纳税季节银价总是上升，自己的实际税负因此总在增加。据中外学者考证，中国明清税负从比例上说并非很重。但应税币制的统一，实际作用是政府与民争银，与民争利, 是财富的再分配，朝廷是最大受益人。张居正在推进改革一年后便与世长辞，然而以银缴税的办法未停步。到万历末年，大明国库白银储备比改革前增长了3倍。此时已近白银时代尾声，南美银矿开采逐渐枯竭，大明白银入口遂后继无源。而国内经济并未出现内生动力，缺乏自我造银功能，王朝再次出现严重的“银荒”。到崇祯年间货币供需再次失衡，加上天灾人祸，打击了明末的经济与出口，断绝了朝廷的税源。帝国已埋下官逼民反的种子。
1703488940
1703488941
1703488942
1703488943
1703488944
/描绘清代小民肩上的税负，叫“中国之塔”
1703488945
1703488946
我们把眼光转移到此刻的西半球，此时伊丽莎白一世登基的英国，币制和税制这两件事也搅得女王头疼。几十年前，她的老爸亨利八世曾经用了个粗陋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用金或银包裹贱金属铸钱，标上同样的价格投入流通。这种货币为亨利八世筹集了大额财富，财政实力短期走强，巩固了王朝的统治。但是，这种短视的做法埋下了后患。十足的金币与银币在流通中都不见了，假币越铸越烂，毁掉了英国货币的信誉与市场的稳定。在对外贸易中，其他国家都抵制英国银币，王朝封死了自己开放的道路。
1703488947
1703488948
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伊丽莎白一世决心改弦更张。第一件事就是收回旧币重铸，全部足赤足两。她上台的第三年，就把这么一件艰巨的任务完成了。其时，世界已进入了白银时代，这帮了她的大忙。但她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征税掘银，而是和那些与她同样狂热的年轻男人一起，到海外市场上去掠夺。
1703488949
1703488950
英俊强悍的海盗商人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这么一位年轻人。1568年的一天，他出现在女王的面前。此时，他和他的表兄已是扬名海上的冒险家，现在，他俩想请求女王给自己的那条商船以“皇家特许”的称号，使他们经营南美海上贸易的家族生意戴上高贵的王室光环。不管于公于私，这正对了女王的心思。她正需要南美的白银，也在思考如何打破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垄断。商人船队主动请缨出战，承担买卖和海战的风险，女王焉有不支持的道理。但是她有一个条件，是从西班牙国王那儿学来的：商船的白银所得，必须和王室分成。女王甚至自己慷慨解囊，做了德雷克船长的投资人。船长满载金银财宝返航的时刻，女王币制改革所需的白银也就有了着落。
1703488951
1703488952
1703488953
1703488954
1703488955
/铸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头像的银币，是十足的良币，现留存下来的仅凤毛麟角
1703488956
1703488957
女王这样曲线拯救英国货币，不完全是出于她的英明。尽管王室强大，但是按照英国的规矩，并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据英王约翰·莱克兰德在1215年与贵族及伦敦金融城里的富豪所签订的《大宪章》，王室的收入只能来自王室自己的产业、投资和贸易关税，而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拥有金钱的公民，法律保障了他们的财产权与生命权。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还没有创造出“政府债务”或“王室债务”的概念。所以女王想得到更多的真金白银，除了依靠王室祖上家产，就得靠参与投资贸易以及以贸易利润分成形式引入的新式税收手段。
1703488958
1703488959
在一个改革的年代，伊丽莎白把眼光放在了国际贸易带来的财富创造以及全球的财富瓜分上。超脱海盗野蛮争夺的“道德”评判，女王的币制和税制改革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与英国女王眼睛向外的做法不同，大明的官吏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国内货币财富的分配上，朝廷致力于占有国内财富更大的份额。据说，李自成带兵占领大明紫禁城的时候，发现还有大量白银紧锁宫中。他毫不犹豫，统统据为己有。可惜无论是对崇祯皇帝还是对李自成来说，白银的多寡对一个政权的延续，已经全无意义。
1703488960
1703488961
1703488962
1703488963
1703488964
/英王签署《大宪章》，给了伦敦金融城自治权与公民权，王室不能随意征税提税
1703488965
1703488966
1703488967
1703488968
1703488969
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3]
1703488970
图说金融史 启蒙学者谈金论银
1703488971
1703488972
1703488973
1703488974
1703488975
/顾炎武（1613~1682），研究中国现代发展的西方书籍多会提到他的观点
1703488976
1703488977
中国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朱舜水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他们对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济用的实务。”这些学者在人格上受到后人景仰，他们学问贯通古今，敢于抵制恶社会，主张民本主义政治思想，淬砺精进，启迪世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关注经济问题，深入城乡调查陈述，反映了普通人生活的苦乐。他们的著作，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再版热，曾鼓舞梁启超那一代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年轻人砥砺前行。
1703488978
1703488979
晚明，用黄仁宇的话说，是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一个王朝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就不容置疑。明中期以来的学者，将精力放在了“明心见性”的思考上，一方面习惯于社会的现状，一方面追求内思的宇宙观。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教养在先，富庶在后，现实的苦闷，都可以在“知行合一”的“心学”当中得到解决。这种学问，在缙绅官僚中一直有很大的市场，使上层社会和学者们的心智世界与现实日益脱节。在如此一脉传承的压力之下，出现了一批“专讲经世济用实务”的学问家，他们跳出了宋明理学的空谈，称他们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启蒙”学者，其实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