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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头像的银币，是十足的良币，现留存下来的仅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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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这样曲线拯救英国货币，不完全是出于她的英明。尽管王室强大，但是按照英国的规矩，并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据英王约翰·莱克兰德在1215年与贵族及伦敦金融城里的富豪所签订的《大宪章》，王室的收入只能来自王室自己的产业、投资和贸易关税，而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拥有金钱的公民，法律保障了他们的财产权与生命权。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还没有创造出“政府债务”或“王室债务”的概念。所以女王想得到更多的真金白银，除了依靠王室祖上家产，就得靠参与投资贸易以及以贸易利润分成形式引入的新式税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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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改革的年代，伊丽莎白把眼光放在了国际贸易带来的财富创造以及全球的财富瓜分上。超脱海盗野蛮争夺的“道德”评判，女王的币制和税制改革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与英国女王眼睛向外的做法不同，大明的官吏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国内货币财富的分配上，朝廷致力于占有国内财富更大的份额。据说，李自成带兵占领大明紫禁城的时候，发现还有大量白银紧锁宫中。他毫不犹豫，统统据为己有。可惜无论是对崇祯皇帝还是对李自成来说，白银的多寡对一个政权的延续，已经全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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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签署《大宪章》，给了伦敦金融城自治权与公民权，王室不能随意征税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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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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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启蒙学者谈金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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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研究中国现代发展的西方书籍多会提到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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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朱舜水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他们对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济用的实务。”这些学者在人格上受到后人景仰，他们学问贯通古今，敢于抵制恶社会，主张民本主义政治思想，淬砺精进，启迪世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关注经济问题，深入城乡调查陈述，反映了普通人生活的苦乐。他们的著作，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再版热，曾鼓舞梁启超那一代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年轻人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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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用黄仁宇的话说，是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一个王朝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就不容置疑。明中期以来的学者，将精力放在了“明心见性”的思考上，一方面习惯于社会的现状，一方面追求内思的宇宙观。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教养在先，富庶在后，现实的苦闷，都可以在“知行合一”的“心学”当中得到解决。这种学问，在缙绅官僚中一直有很大的市场，使上层社会和学者们的心智世界与现实日益脱节。在如此一脉传承的压力之下，出现了一批“专讲经世济用实务”的学问家，他们跳出了宋明理学的空谈，称他们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启蒙”学者，其实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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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家相比，明末的中国学者并未脱离传统思维的窠臼。就说看待金银问题吧，西方人看到的是财富对国家政治、个人自由、财产制度与社会美德带来的挑战。而东方人的切入点，却集中在对“拜银狂”的困惑与不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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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大作《日知录》中就有关于黄金、铜、银的一卷。银子原先由“矿人”和“海舶”供给，但是在白银时代辉煌过后，两路皆阻，但国家之赋，仍然只用银不用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表达了民众的愤懑。他认为这样的税法是舍民所有，用民所无，逼迫民众流离失所。他正确地看出白银数量的多寡以及在各地分布的不平衡，与市场交易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可是他没有看出，用民所有，回到实物税收制度，解决不了货币创造以及准位制问题；没有统一的货币，也解决不了交易中的定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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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则有书曰《财计》，对“银力竭”的恶果做出解析，也是不留情面地鞭笞银税对小民的掠夺。他从“古之征贵征贱，以粟帛为俯仰”开始谈起，历数“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批判君权恶政是中国历代学者中最激进的，是发挥“民本”思想传统最为彻底的。他认为“以银为税”就是君王为一己之私，为一家之传，向百姓收取“花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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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宗羲对工商小民疾苦的同情，对富商、达官、猾吏的厌恶，及对官员贪墨腐化的痛恨，令人感同身受。但是一旦仔细思考他的解决思路，又感到非常茫然。他主张废除金银货币，用什么替代？用铜钱。“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一切以钱为税”。谁来铸钱？设专职的官府来铸；谁来开矿？设专职的官府来开。老百姓从此不许随便用铜，“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黄宗羲说，这才是货币的出路。也许你认为，这可能不大行吧？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相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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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1610~1695），他有“七论”，力陈废止金银货币的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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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1619~1692）对以银为币更是痛恨，他的理论不必细说了，一言以蔽之：“走死天下者，唯银。”给天下捣乱的，就是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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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的民怨。卜正民教授写了一本专讲明代社会的书《纵乐的困惑》，描述银子如何从广东、福建一路渗透到商人文化仍然淳朴的江南。在那里，白银货币干了三件事，即：刺激了江浙一带的商业发展、引起了空前的通胀、导致了当地人道德的堕落。明末安徽歙县有位知县张涛，感叹白银流入本地，米价就疯涨。人人追求银子，不择手段，“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奈何不得。王船山的总结真是金句：一个好端端的传统社会，眼看着就要被银子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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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陷于儒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即便是启蒙学者，给我们留下的仍是从现实社会回到理想主义、“圣人君子”的清逸情怀。回到往昔的路似乎大门洞开，但从往昔却走不到货币经济和国富民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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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前后，在中国学者谈金论银的同一时代，英国也出现一批思考货币问题的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如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约翰·洛克（1632~1704）、伊萨克·牛顿（1643~1727）、大卫·休谟（1711~1776），等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以自己的经济或货币理论成名的，但在英国的货币金融史上，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被认为奠定了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石，为亚当·斯密（1723~1790）提供了思想养分, 而后者的大作横扫了当时泛滥的“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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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南美发现白银之后，货币已经成了欧洲学者离不开的话题。最早成体系的货币理论就是“重商主义”。它把金银看成是财富的唯一体现，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竭尽全力阻遏金银的外流，并以国家之名，对进口课以重税，鼓励出口。结果是欧洲各国强力干涉国际贸易，限制民间自由经商，有人甚至拿“重商主义”政策与明清“闭关锁国”对比。不同的是，欧洲人并没有回避海外贸易，而是在海上为掠到更多金银打得不可开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出，“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理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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