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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1610~1695），他有“七论”，力陈废止金银货币的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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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1619~1692）对以银为币更是痛恨，他的理论不必细说了，一言以蔽之：“走死天下者，唯银。”给天下捣乱的，就是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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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的民怨。卜正民教授写了一本专讲明代社会的书《纵乐的困惑》，描述银子如何从广东、福建一路渗透到商人文化仍然淳朴的江南。在那里，白银货币干了三件事，即：刺激了江浙一带的商业发展、引起了空前的通胀、导致了当地人道德的堕落。明末安徽歙县有位知县张涛，感叹白银流入本地，米价就疯涨。人人追求银子，不择手段，“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奈何不得。王船山的总结真是金句：一个好端端的传统社会，眼看着就要被银子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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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陷于儒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即便是启蒙学者，给我们留下的仍是从现实社会回到理想主义、“圣人君子”的清逸情怀。回到往昔的路似乎大门洞开，但从往昔却走不到货币经济和国富民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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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前后，在中国学者谈金论银的同一时代，英国也出现一批思考货币问题的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如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约翰·洛克（1632~1704）、伊萨克·牛顿（1643~1727）、大卫·休谟（1711~1776），等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以自己的经济或货币理论成名的，但在英国的货币金融史上，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被认为奠定了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石，为亚当·斯密（1723~1790）提供了思想养分, 而后者的大作横扫了当时泛滥的“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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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南美发现白银之后，货币已经成了欧洲学者离不开的话题。最早成体系的货币理论就是“重商主义”。它把金银看成是财富的唯一体现，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竭尽全力阻遏金银的外流，并以国家之名，对进口课以重税，鼓励出口。结果是欧洲各国强力干涉国际贸易，限制民间自由经商，有人甚至拿“重商主义”政策与明清“闭关锁国”对比。不同的是，欧洲人并没有回避海外贸易，而是在海上为掠到更多金银打得不可开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出，“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理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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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亚当·斯密，或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在货币的看法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任何人主张要取缔金银的使用，回到往昔的时代去。他们关心的是怎样有效地创造财富，创造相对应的货币，找到金银价值波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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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也更加基于经济学的思考，对金银没有那么多的爱，也没有那么多的恨。英国一位学者说：货币是什么？不过一物品耳！其性质与其他物品无异。一国中货币的多寡，常随商业状况而变更，而非人力所能左右。货币多，则物价腾贵，而进口货物必增……休谟在他1752年出版的《货币论》中，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恰当地说，货币并不是某一种商品，而只是一种工具，大家都一致同意使用它来便利商品在人们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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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意思，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入门课无一例外会提到。所以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对金银动感情，不论是什么材质，纸币亦然，关键是交易各方要接受这一载体。就是国王和政府，也要懂得这些自然法则，掌握商业状况、进出口情况、货币流通速率，才能操控世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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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批伟大的启蒙学者当中，对英国及世界现代思想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商贸货币问题，是他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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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曾用多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其他发达国家，如荷兰、法国，也曾任职贸易与商业机构，但大部分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在货币理论方面，他研究了供给，认为金银是最理想的货币工具。他也研究了需求，认为需求有两类：商品及土地的交易需求和信用需求。他坚决不同意英国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1691年，他给国会议员写了一封信，题目是“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洛克强调了货币供给就是要保持贸易进出口平衡，这才是国家的正确取向，不平衡就会导致各国币值调整，金银价格和利息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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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他提出有关进出口平衡的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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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英国早期的启蒙学者关心的只是财富、物质和价值，而没有关注过社会伦理和道德，那就错了。和中国当时的学者相比，他们关心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洛克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他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契约理论，法国哲学家卢梭和德国哲学家康德都承认受到过他的影响。他提出的明确个人的经济权利、经济自由、土地权、物权、劳动价值等概念，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与取向。洛克和牛顿的理论，被英国人誉为分别在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里引领启蒙运动的灵魂，今天读来仍历久弥新，闪耀着永恒真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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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观察一下17世纪中国与英国的不同政治环境，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同在白银时代，对金银货币的作用，启蒙学者看法会如此不同。17世纪对英国来说，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1649年狂傲的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把命给丢了，国家曾在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的领导下，短暂地实现了共和。王权后来虽然复辟，但权限已经被大大缩减。168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掌握了关键的政治经济权力，君主立宪的国体政体都稳定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不仅能代表弱势群体呼吁，而且可以和政治家们去讨论、检验和实践自己的经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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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后，银行家不是道德争论的对象，而是财富、权力和社会美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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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但不能说是革命的年代。1644年，倒霉的崇祯皇帝在煤山（现称“景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国家战乱了十几年，清代的皇帝取代了明代的皇帝，同样的方法坐天下，历史就以同样的面目再循环一遍。明代的学者们如顾炎武，抱着对前朝的怀念，坚决拒绝和清政府合作，说他们的想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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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他们天真地想去革白银货币的命。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为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护航，却还有很长的寿命。就在黄宗羲辞世的前几年，一艘载满英国东印度公司白银的商船第一次靠近了中国的广东海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已经营了百年，现在它踌躇满志，大批船队集结待发，准备驶向远东市场。白银的下一场大戏，在中国敲响了开场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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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名画的主角就是丢了江山与性命的英王查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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