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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8座城门中的一座，19世纪被全部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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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守护并巩固了伦敦城的独立自主。一是1215~1297年，封建贵族在教会的参与下，迫使国王约翰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的约法，伦敦城被授予独立的行政管辖权。二是1688~1694年，土地贵族、王室与伦敦城里的富豪，重新整合了权力。通过一轮“金融革命”，伦敦城金融富豪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并立，一左一右，支撑“君主立宪”的斯图亚特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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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宪章》，伦敦城获得了永久的自治权力，可以推举作为最高权力代表的市长，国王不得干预。这一特权一直延续至今，市长往往选自事业有成的会计师、律师、银行家等专业人士。《大宪章》还规定：贵族，当然也包括伦敦城里的富人，他们界定明确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不可以任意征税，不可以不通过议会立法，更不具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据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记述，17世纪初年，伦敦已有近50万人口，市民在那里受到尊崇，他们风度优雅，衣着高贵，上流社会的绅士均被称为男爵（Sir），具有平衡王权与土地贵族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他们充分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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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大伦敦地图。西部的小城是威斯敏斯特城，伦敦塔在伦敦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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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1日，在伦敦城的市政厅博物馆，1297年封印签字的《大宪章》首次向公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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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权对伦敦城的繁荣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金融家们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乐于皇亲国戚以自己为邻，便于做王室的生意。他们深深懂得，有了王权的认同和认可，商业秩序与律法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特别是利率和履约的执行，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自我保护，都需要仰仗王室的权威。与荷兰金融业发端相似，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出身于为贸易商服务的金银器匠。但是他们中间最成功的，是依附了王权的精明商人。被人称为都铎王朝“钱袋子”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也被认为是英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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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前后服务过两个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两位女王——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女王，都是在都铎王朝。他为王室所提供的服务，有点像现在所谓的私人银行业务，包括给王室短期垫钱，为他们在荷兰、法国采购新潮消费品等。另外，他抓住新《反高利贷法案》带来的机会，从事贷款业务，收取利息。他给自己的商行设计了一个标识——一只大蚱蜢，希冀他的业务像蚱蜢一样蹦得高，跳得远。爱德华六世时英国财政出了麻烦，王室找格雷欣帮忙解决了问题。由于他的历史影响，19世纪时一位美国经济学史专家把“劣币驱除良币”这一著名论断冠名为“格雷欣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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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格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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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还热衷于投资商业地产。在伊斯兰国家，如君士坦丁堡、马拉喀什，商业大市场司空见惯。把这种形制的建筑搬到伦敦，集各类交易于一个屋檐下，是格雷欣的首创。这样的大事业，他不是自己干，而是拉上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入伙，并得到皇家的特许。1569年，皇家交易所在伦敦城开市，女王也来剪彩，带给这座商城不同一般的荣耀。格雷欣深知，既与王室保持距离，又得到政权荫庇，是商贸繁荣必要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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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欣时代，伦敦城中已经有几十家金银匠铺，他们从事金银币的铸造保管，并以手中暂存的金块为支付保证，开出支付凭证，进行汇兑业务。这些支付凭证起到了融洽便利交易支付、促进贸易发展的作用，它们也是早期民间信用借贷的载体。这些“前现代”银行家选择了在伦敦城的伦巴第街、弗利特街和针线街落脚，也就是以皇家交易所为中心延伸出去。17世纪的伦敦城不但是英国的商贸中心，也萌芽了一批为商贸、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专业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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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后的百年，也就是1580~1680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乱的一个世纪。先是王室与议会的战争，之后是克伦威尔的共和，跟着来了一次复辟，然后是再次革命，即1688年把荷兰王子威廉三世与玛丽王后请回来共主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谁从国外请回来了国王和王后？是那些在伦敦之外拥有大量土地，决定着王室和国家收入的一批老贵族！他们现在组成了政党，把持着议会，这些可都是非常美妙有用的机关。为了能够坐上王位，威廉三世不得不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新的约法：在已经约定俗成的宪章基础上，又加上了必须由土地贵族点头，国王才能动用政府的钱袋子；对外宣战、修订法律，以至于完成王位的继承，囊中羞涩的国王都不可自作主张。历史学家J·H·艾略特认为，如果17世纪美洲大量开采的白银不是流入了西班牙而是流入了英国，那么君主立宪体制就可能建立不了，财大气粗的君主一定会走向专制，议会也制约不了政府，英国的近代政治可能就要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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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伦巴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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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立宪的国体政体的基础上，英国人彻底告别了“革命”，国内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维持了至今未间断的和平。有种说法认为参与发动这次革命的，还有资产阶级新贵族。殊不知，此时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作为阶级，尚未出现在地平线上。有可能参与革命并从中受益的，此时只有伦敦城里那些有钱却没头衔的商贸“土豪”。稳定与和平像是甘露，久旱的伦敦城等来了“光荣革命”后的各种商机。而所有机会当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就是威斯敏斯特那个雄心勃勃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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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国王和玛丽王后并不是爱好和平的君主，他们刚刚入主了王室，马上又要开战。不过此时王室的敌人，已不在国内，也不是缘自财政或宗教纷争，而是法国以及其他任何不服英国霸权的皇权。议会里脑满肠肥的土地贵族虽然支持王室战争，但没有办法满足它烧钱的无底洞。能够为这个难题求解的只有一个冷静旁观的阶层——伦敦城里的金融家。这些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城里，独立，重法律，有规矩，懂得利用权力，既专业平和，又精明过人。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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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中国有许多财源茂盛通三江的小城，它们可能在江南，在福广，那些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当年世界三分之一的学者，已经把这些财富从资料中找了出来。可问题是，明清没有一个城市具有伦敦城的商贸金融基因。反过来猜想，如果英国历史上的某位国王对伦敦城进行了清洗，将财富据为己有，或者是土地贵族容不下富商，好处都要自己占光，财富都被挥霍净尽，伦敦城也许就不是1694年的那个样子。这个刚刚从一场大火中重生的城市，沉淀了巨大的财富，蕴藏着帝国实现野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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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王子威廉三世做了英国国王，并与玛丽王后共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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