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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1日,在伦敦城的市政厅博物馆,1297年封印签字的《大宪章》首次向公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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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权对伦敦城的繁荣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金融家们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乐于皇亲国戚以自己为邻,便于做王室的生意。他们深深懂得,有了王权的认同和认可,商业秩序与律法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特别是利率和履约的执行,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自我保护,都需要仰仗王室的权威。与荷兰金融业发端相似,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出身于为贸易商服务的金银器匠。但是他们中间最成功的,是依附了王权的精明商人。被人称为都铎王朝“钱袋子”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也被认为是英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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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前后服务过两个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两位女王——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女王,都是在都铎王朝。他为王室所提供的服务,有点像现在所谓的私人银行业务,包括给王室短期垫钱,为他们在荷兰、法国采购新潮消费品等。另外,他抓住新《反高利贷法案》带来的机会,从事贷款业务,收取利息。他给自己的商行设计了一个标识——一只大蚱蜢,希冀他的业务像蚱蜢一样蹦得高,跳得远。爱德华六世时英国财政出了麻烦,王室找格雷欣帮忙解决了问题。由于他的历史影响,19世纪时一位美国经济学史专家把“劣币驱除良币”这一著名论断冠名为“格雷欣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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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格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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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还热衷于投资商业地产。在伊斯兰国家,如君士坦丁堡、马拉喀什,商业大市场司空见惯。把这种形制的建筑搬到伦敦,集各类交易于一个屋檐下,是格雷欣的首创。这样的大事业,他不是自己干,而是拉上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入伙,并得到皇家的特许。1569年,皇家交易所在伦敦城开市,女王也来剪彩,带给这座商城不同一般的荣耀。格雷欣深知,既与王室保持距离,又得到政权荫庇,是商贸繁荣必要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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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欣时代,伦敦城中已经有几十家金银匠铺,他们从事金银币的铸造保管,并以手中暂存的金块为支付保证,开出支付凭证,进行汇兑业务。这些支付凭证起到了融洽便利交易支付、促进贸易发展的作用,它们也是早期民间信用借贷的载体。这些“前现代”银行家选择了在伦敦城的伦巴第街、弗利特街和针线街落脚,也就是以皇家交易所为中心延伸出去。17世纪的伦敦城不但是英国的商贸中心,也萌芽了一批为商贸、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专业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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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后的百年,也就是1580~1680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乱的一个世纪。先是王室与议会的战争,之后是克伦威尔的共和,跟着来了一次复辟,然后是再次革命,即1688年把荷兰王子威廉三世与玛丽王后请回来共主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谁从国外请回来了国王和王后?是那些在伦敦之外拥有大量土地,决定着王室和国家收入的一批老贵族!他们现在组成了政党,把持着议会,这些可都是非常美妙有用的机关。为了能够坐上王位,威廉三世不得不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新的约法:在已经约定俗成的宪章基础上,又加上了必须由土地贵族点头,国王才能动用政府的钱袋子;对外宣战、修订法律,以至于完成王位的继承,囊中羞涩的国王都不可自作主张。历史学家J·H·艾略特认为,如果17世纪美洲大量开采的白银不是流入了西班牙而是流入了英国,那么君主立宪体制就可能建立不了,财大气粗的君主一定会走向专制,议会也制约不了政府,英国的近代政治可能就要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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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伦巴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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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立宪的国体政体的基础上,英国人彻底告别了“革命”,国内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维持了至今未间断的和平。有种说法认为参与发动这次革命的,还有资产阶级新贵族。殊不知,此时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作为阶级,尚未出现在地平线上。有可能参与革命并从中受益的,此时只有伦敦城里那些有钱却没头衔的商贸“土豪”。稳定与和平像是甘露,久旱的伦敦城等来了“光荣革命”后的各种商机。而所有机会当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就是威斯敏斯特那个雄心勃勃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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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国王和玛丽王后并不是爱好和平的君主,他们刚刚入主了王室,马上又要开战。不过此时王室的敌人,已不在国内,也不是缘自财政或宗教纷争,而是法国以及其他任何不服英国霸权的皇权。议会里脑满肠肥的土地贵族虽然支持王室战争,但没有办法满足它烧钱的无底洞。能够为这个难题求解的只有一个冷静旁观的阶层——伦敦城里的金融家。这些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城里,独立,重法律,有规矩,懂得利用权力,既专业平和,又精明过人。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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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中国有许多财源茂盛通三江的小城,它们可能在江南,在福广,那些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当年世界三分之一的学者,已经把这些财富从资料中找了出来。可问题是,明清没有一个城市具有伦敦城的商贸金融基因。反过来猜想,如果英国历史上的某位国王对伦敦城进行了清洗,将财富据为己有,或者是土地贵族容不下富商,好处都要自己占光,财富都被挥霍净尽,伦敦城也许就不是1694年的那个样子。这个刚刚从一场大火中重生的城市,沉淀了巨大的财富,蕴藏着帝国实现野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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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王子威廉三世做了英国国王,并与玛丽王后共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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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钱荒”催生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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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爆发的英法“九年战争”打到1694年的时候,国库空虚的英国王室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和法国人打下去,国王威廉三世征足了税,借烂了债,最终走投无路,不得已颁发特许给英格兰银行,目的是解决它的战争“钱荒”。英国史学者认为,英国17世纪末的战争财政,孕育了现代的“金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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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的解决方案出现之前,王室已经想了不少新招数,向伦敦城里的富人和贵族封建主们借钱。当时王室掌管着英国皇家造币厂(The Royal Mint),负责铸造流通货币,富人也会为了安全,把自己的金银存在那里。王室借钱的办法之一,就是拒绝兑付富人存在那里的金币,其实就是挪用客户存款。另外,国王的掌玺大臣印制了所谓财政债券(exchequer bills),动员商人们购买,国王承诺会支付利息,并允许商人们以这些债券,等价抵消税赋。这些借款的期限很短,商人们很快就发现,掌玺大臣总是耍赖不履行承诺,或者是到期不还,或者是不按约定支付利息。吃了几次大亏,商人们再也不愿出钱购买财政债券了。这样,没有自主加税权力的国王,陷入了财源枯竭、山穷水尽的境地。如果弄不到钱,前线的士兵会弃甲而逃,英法之间谁主沉浮的历史,可就说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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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里的富人们并非不想支持国王和政府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拒绝的,是继续以个人名义小额借款,没有任何保障机制与砝码。商人们一直在酝酿成立一家机构,与荷兰已经存在的银行类似,具有更强大的融资和风险控制功能。这家机构应当与英国人的荣誉连在一起。政府的困境,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讨价还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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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商人们一开始就推出了这个气魄宏大的名字。出面组织与政府谈判的,是一位名叫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1658~1719)的苏格兰人,他的搭档,直接运作银行筹备的人,是伦敦城中一位老道的商界大腕约翰·霍布伦(Sir. John Houblon,1632~1712)。英格兰银行的提案很快得到议会批准,国王授予了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允许这家银行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以不受限制的人数设立股份公司,前提是以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完成筹资,把所有的钱长期借给政府。拿到特许权之后几天,金融城中1 208位股东只用了两周时间就筹集到120万英镑。政府同意支付年息8%,还给予银行每年4 000英镑的管理费。如果不是机构出面与国王和政府摊牌,这样有利的借贷条款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政府也是大赢家,只用了半年时间,银行里的钱就全部被支取。描写“九年战争”的故事说,从此英国士兵在前线的装备让法国敌手羡慕不已,英军士气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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