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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加上一句说明，英格兰银行成立时，并没有稳定金融、货币、经济、外贸的责任，这些概念当时完全不存在。它发行的银行券不过是替代了直接的财政债券，也不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后来成为所谓的“中央银行”并树立起银行史上的另一座里程碑，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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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债务其实也就是公共债务（public debt）, 是公众与政府信用关系上的一大进步。它的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以往国王或政府向私人部门举债是单独协议，强势一方在前者，有权违规，规则不透明。现在公众通过银行中介与政府做生意，正式签约，在商言商，相互制约。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银行必须是私人拥有的才能作为与政府利益不同的一方，保证交易的公平性与安全性。英行的股东虽唯利是图，但他们同时非常看重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崛起，看重以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在全球推进贸易与殖民。为了国家长远的更大的利益，银行乐于搭建一座桥梁，帮助所有的有钱人与政府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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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现代的“金融革命”，波及的范围广泛而深刻。按史学家P·J·凯恩和A·G·霍普金斯的总结，英格兰银行成立和国民债务是“革命”的核心任务，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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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创新还连接着金融领域一系列新的发展：包括1697年皇家造币局被改组，建立了实际上的“金本位制”；伦敦城里商人银行不断改进完善；房地产融资信贷市场开始出现；国内与国际贸易中，票据结算普遍应用；股票交易日益繁荣（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与南海公司的股票交易）；海事保险与火灾保险的规模不断扩张；还有金融新闻媒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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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8世纪。如果把这段时间搬到大清的中国，我们看到了相似的场景，同样的问题，但不同的表演，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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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清圣祖康熙皇帝开始准备亲征蒙古，与准噶尔的噶尔丹一决雌雄。这一仗一直打到了1697年，康熙三次出征，时间与英法“九年战争”基本重合。几十年后，乾隆皇帝开疆拓土，东征西讨，曾说“兵不可一日不备”。在18世纪，大清几乎和英国一样，大小战役连绵不断。虽说中国当年已有几亿人口，地大物博，但大清皇朝和前朝一样是轻徭薄赋，那么解决战争财政的钱来自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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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亲征准噶尔的版画，可见兵力动员之大。乾隆出征规模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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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中英历史上有意思的对比。许多著名史学家（如黄仁宇），专门考证过明清的税收与财政问题。历史学者梁柏力对各方研究做了总结，据他说，清初战事频仍时期，朝廷靠了三个财源：税收、捐纳、摊派。捐纳制度即合法的买官鬻爵，鼓励商人通过花钱取得功名。摊派是指清政府和商人们的合作，如由“皇商”帮助运送战争物资，支持在准噶尔征战的清兵。这些都是隐性的财政收入，国库越空虚，它们所占的比重就越高。据信，到19世纪后半期，通过捐纳途径当上地方官的人已占到官员的一半。晋封为“皇商”的“专卖”为皇家采办货物，将军需物资送达战事前线，不但获得厚利，而且也有功名。这种战争财政的体制一直到同治朝还在实施，运作相当有效。只是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才认识到，为富国强兵，必须购买洋人的枪炮，而洋人只认真金白银，投资兵工厂必须有货币资本。隐形的财政收入，从此没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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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廷覆灭前欠了外国银行不少钱，这是后话。但直到倒台，它也没有学会如何在国内市场筹钱（只在1906年有一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想到创造国民债务，这未必不是中国近代金融没有发达起来的原因之一。清末民初，中国有一位改革家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大力发行内债而非仅靠外债（目的非为战争），并通过政府发债来发展现代银行业与证券市场，这位改革家就是梁启超。他说：“东西各国，公债之用，真如布帛秫米。”而在中国，“除外债外，政府与国民，无一毫债权债务之关系”。政府向国民举债，在梁启超眼中，“实我国人民目前相需最殷之问题也”。而这个问题，200多年前英伦发生的那场“革命”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仿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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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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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一纸特许与一纸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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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是怎样创造出国民债务的呢？它靠了两张纸，一张是特许权，另一张是纸币。今日的互联网金融，创造普惠金融服务，靠的是两张网，一张是电子网，一张是客户网。倒退300年，两张纸给英格兰银行带来的优势，堪比今日的电子技术之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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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特许，实质上就是给了英格兰银行垄断权。垄断什么？第一，垄断了政府发债的经营权，除了英行，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可以和政府谈债务。第二，在政府债券的基础上，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也就是说，英行有了一种特权，可以在金银储备之外，开出有价票据用于流通。第一家使用此类英行票据的就是英国政府。政府拿一张纸而非金银，支付军备供应商，票据不是就流通开了吗？这第二个垄断是建立在第一个垄断基础上的，民众相信政府的还款信誉，也就应当相信英行的银行券，它们本就是一回事。通过英行的长袖善舞，政府对英行的债务转变成了政府对国民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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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当时并未想到，要永久地控制国王和政府的债务。商人们的小算盘是，既然有人乞求金融城解燃眉之急，那么，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要一个债务经营的垄断权，总是个好主意。1694年，印着皇家特许的一张羊皮纸，使英行如愿以偿。政府也有个小算盘，它把国民债务只当作一种权宜之计，一旦仗打完，马上就还钱。所以垄断权是有年限的，11年的时间足够了，截止时间就是17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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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特许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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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为银行引入了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过去，伦敦城里不少政府贷款有去无回，损失数额甚至达几十万。现在的特许权约束政府还款，还要付8%的债息，这是笔听起来不错的交易。不过，考虑到私人之间的借贷利率可能高达30%，8%的风险回报并不为奇。另外，商人们也担心政府可能向其他组织借钱，信用风险难以控制。因此特许权约束政府只能开一个账户，而且是英行指定的账户。这种严格的管理，中国人一听就明白其中的奥妙。特许权对商人们也是一种约束，即要履行对王室与国家的忠诚。这些贷款用以支持一位荷兰籍英王与强大的法王争夺海上霸权，谁有胜算？所以慷慨掏钱，不但有商业目的，亦可以算作爱国的政治投机。有一个故事最能证明商人们的承诺：为安排一笔贷款，1697年，英行第一任副行长跑到英法战争的前线面见威廉三世。国王说，你怎么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副行长说，国王不避炮火，我们就应当服务到前线。话声未落，一炮打来，副行长竟被击中，牺牲在国王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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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行也懂得政治上一面倒的危险。当时英国在野的托利党曾批评英行支持执政专权的辉格党，还有，与国王和王后私人走得太近。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家们虽有精明的政治头脑但并无党派倾向：他们乐于支持任何一届执政政府与王室，只要它们能还钱。英行出色的服务与精心付出，换来1706年王室及政府对它的特许权的第一次延期。锦上添花的是，1710年，英国还出台了一道法令，明令在英行特许权存续期内，任何机构与个人在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不准设立股东超过6人的合股银行。说到银行的“准入政策”，这条法令可以算是始作俑者，执行了100多年，直到1826年才被修改。本来无意直接干预银行商业经营的政府，其实只用了一条法令，就决定了这个行业在英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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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新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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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手中还有另外一张纸，这就是它发行的银行券，其实就是英镑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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