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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为银行引入了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过去，伦敦城里不少政府贷款有去无回，损失数额甚至达几十万。现在的特许权约束政府还款，还要付8%的债息，这是笔听起来不错的交易。不过，考虑到私人之间的借贷利率可能高达30%，8%的风险回报并不为奇。另外，商人们也担心政府可能向其他组织借钱，信用风险难以控制。因此特许权约束政府只能开一个账户，而且是英行指定的账户。这种严格的管理，中国人一听就明白其中的奥妙。特许权对商人们也是一种约束，即要履行对王室与国家的忠诚。这些贷款用以支持一位荷兰籍英王与强大的法王争夺海上霸权，谁有胜算？所以慷慨掏钱，不但有商业目的，亦可以算作爱国的政治投机。有一个故事最能证明商人们的承诺：为安排一笔贷款，1697年，英行第一任副行长跑到英法战争的前线面见威廉三世。国王说，你怎么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副行长说，国王不避炮火，我们就应当服务到前线。话声未落，一炮打来，副行长竟被击中，牺牲在国王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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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行也懂得政治上一面倒的危险。当时英国在野的托利党曾批评英行支持执政专权的辉格党，还有，与国王和王后私人走得太近。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家们虽有精明的政治头脑但并无党派倾向：他们乐于支持任何一届执政政府与王室，只要它们能还钱。英行出色的服务与精心付出，换来1706年王室及政府对它的特许权的第一次延期。锦上添花的是，1710年，英国还出台了一道法令，明令在英行特许权存续期内，任何机构与个人在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不准设立股东超过6人的合股银行。说到银行的“准入政策”，这条法令可以算是始作俑者，执行了100多年，直到1826年才被修改。本来无意直接干预银行商业经营的政府，其实只用了一条法令，就决定了这个行业在英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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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新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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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手中还有另外一张纸，这就是它发行的银行券，其实就是英镑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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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权力赋予英行，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干了。本来，政府借了钱，银行就应当送去真金白银。但是聪明的银行家们告诉掌玺大臣：我们给你设计了三种支付凭证，它们具有期限、数额、支付方式的灵活性，除了支取贵金属，国王还可以在这些票据中随意进行选择，随时取用借款。为国王提供物资的商人，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些带着英格兰银行担保支付的票据。开始时，手写的票据面额并不统一，只能专款用于专门的政府采购，不便于流通。1710年，英行说服了政府，同意它印制面额一致的票据，包括10英镑与20英镑，支付政府的提款，并保证任何人拿着这种票据，都有权力到英行兑现，换取黄金。这张英行发行的票据，打开了英国纸币流通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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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对纸币的使用有这样一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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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谨慎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用纸币替代了原来黄金和白银主宰的领地……可以说提供了人们一路奔腾直上云端的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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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其他的小银行也可以发行本银行的票据，用以兑现承诺支持它们的流通，但是只有英行的银行券稳坐“发行一哥”的宝座，信誉与规模无人比肩。1833年，英行的银行券确认为国家的“法定货币”（legal tender）；1844年，英格兰银行成为英国垄断的纸币增量发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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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到此，我们不能忘记英国人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英行的垄断权，始终是各方批评的对象。英国人热衷于互相制约的制度，各种不同的机制，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监督平衡不同的权力。英行只是一家私人公司，不管它为国家做了什么，议会始终不放权，不经审议批准，国王不得向英行增加借款。议会本身就是个是非之地，托利党、辉格党、雅各宾派在上院明争暗斗，伦敦城金融富豪又和传统依靠土地的贵族在下院争风吃醋。所以，站在18世纪之初看英行，没有人能说得清它将走向何方。它的特许权在1694~1844年的150年间，9次在国会讨论是否延续，次次都有垄断被终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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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的伦敦皇家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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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决议是悬在英格兰银行头上的一把剑，市场也没少给它的银行券找麻烦。即便是垄断，也不能保证它躲过投机风浪的冲击。有一个熟知的故事，讲的是1707年“西班牙继承权战争”期间，法国传来与英国再起争端的消息。对英行历来心怀不满的一些人借机散布谣言，掀起挤兑英行存款的风波。在危机时刻，英国的贵族、普通存款人、国王的财政部，都慷慨解囊，拿出真金白银力挺英行。还有安妮女王本人，她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说谁到英格兰银行存款，就奖励谁。英格兰银行在疾风恶雨中证明了自己的经营策略与胆识，它把垄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小，以风险管理的成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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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面对另一次严重的纸币挤兑危机，伦敦城里1 140位商人联名签署了如下声明，挺身而出保卫英格兰银行的纸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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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签署的商人及其他相关人士，认识到目前保护公众信用的极端重要性，在此庄严宣布，我们永远不会拒绝英格兰银行开出的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不论数量大小。我们也会同样地努力保证自己的支付具有同样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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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王到商人，英国人这种各界人士和英格兰银行的亲密信任的关系，是君主立宪后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延续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王室与东印度公司建立的相得益彰的传统。商业利益、国家利益、王室利益、政治利益，乃至社会利益，在这样一种新的政商体系中各得其所。不要说中国的清王朝根本想象不出来这种事体，就是和英王交战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体系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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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的，特别是明清两代发行的纸币相对照，可以发现英行此时发行的银行券，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物种。为什么这样说，我来给出几个理由：首先，明清从来没有产生过类似的中介机构，通过政府与银行两层信用，提供民间支付工具。唐代永徽年间（650~656）发行的宝钞，是由吏部印造的，为的是支付军饷。之后宋、元、辽、明、清各朝印发的宝钞，则分别出自朝廷的兵部、礼部、户部，实际目的都是弥补朝廷的赤字开支。因此，宝钞反映的是政府与民间的购买关系，而不是信用关系。其次，英行的发行，不论是以贵金属做准备金，还是以政府的债券做担保，都有一个数量的上限，并且会跟着市场的交易规模走。据一些人的考证，宋代的交子发行时，也要有本钱，是管理得最好的纸币发行制度。但到了明清，朝廷的发行，虽然有《钞法》《钱法》在先，有发行额度规定，但是没有硬性的约束，发行无度，直至市场拒绝，才是发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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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英行承诺，任何人持有它发行的银行券，都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兑现。英行发钞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支付的效率。它发现，越是保证兑现，就会有越多的银行券愉快地留在流通领域。而中国的朝廷发现的是另一个秘密，即兑现纸币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发钞，就是因为没银子。如果有银子来兑现，那为什么不先把银子花了？因此，明清的宝钞，不承诺兑现，甚至也不承诺以旧换新。它们的回笼基本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作为税收缴交的工具，但那要看税局是不是开恩。最后，英行的银行券，开始还不如中国的宝钞，用很普通的纸印制，极易磨损。一旦银行认识到纸币是为了留在人们手中，反复使用，英行就开始寻找最好的纸张，尽量精美地印制，并为每张银行券编号，防止伪钞。到了19世纪，英行的钞票已经大小适中，结实耐用，具有了现代货币的所有主要特征。而明清的宝钞，大而不易携带，上面还有各类手填的数字与官印，完全不是为便利流通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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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早期发行的5英镑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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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英行是个信用机构，它把自己的信誉和政府的信誉都看得很重。为什么一家具有垄断地位的银行，最后赢得了市场和官方对自己的容忍与尊敬？一张小小的纸币，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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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银行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垄断的那一张纸已经进了博物馆。而另一张纸即纸币，从英行时代起，在西方已经辉煌了几百年，直到20世纪中期塑料信用卡的出现，才挤了这张纸使用的空间。今天，面对着电子支付的便利，纸币可能会遭遇自己的终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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