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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英行好运中最难预料的好运，是在被政府又借款又停兑折腾20年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世界从此为英国打开了畅行无阻的大门。债主最怕的是借款人破产，最希望的是借款人成功后给予额外奖励。英行得到的恰好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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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们认为，拿破仑战争，法国人与英国人角力的不仅是双方的军事实力，也是财力的运用。皮特首相有运用权力的胆识，但也离不开伦敦城商人们的鼎力相助，如同1745年那一次的声明。商人在1797年的行动再次表明，即便英行不兑现纸币，他们也不会去挤兑银行，更不会去挤兑政府。从这个意义上延伸开去，英法战争不仅是武力的对抗、财力的竞赛，也是信念的对垒。经过国内百年的和平发展，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与自由通商贸易的经济政策，赢得了商人们的心。议会中不少议员始终相信皮特首相在位不会长久，但他一口气做了18年（1783~1801），伦敦城的商人们就是他的拥趸。据说，他第一次赢得首相宝座时，来到伦敦城，他的马车是被簇拥的人们拉着进城的，以示对他主政的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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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皮特搞出的战争债务也成了伦敦城金融投机赢利的新宠。首相享受“货币大餐”的同时，商人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从1793年到1815年拿破仑败北之前，英国的政府债券市场存量达到7.5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这种证券买卖的游乐园，当时只在英国有，法国的市场尚未出生。年轻的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撰写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之前，就是伦敦城里的一位商人。他看好英国战略战术上优胜于法国，投资屡赌屡胜，因而从证券交易中赚了大笔钱财。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是说，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就是在此时利用战争传言投机英国政府债券赚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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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首相的胆大妄为，引起英国学者对货币政策、银行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又一次深刻的思考，为“货币数量控制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实证。虽然此时人们对纸币发行必须有贵金属作为准备金的认识，离凯恩斯把它称为“野蛮时代遗物”还相差100多年，但是已经有货币学者指出不必搞什么金本位制，世界上最好的货币就是用纸印出来的。只有纸币才能根据交易需要随时调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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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首相的通货膨胀“大餐”，似乎把五味儿都占全了。但是咸丰皇帝的宝钞官票，留下的味道可是又酸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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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眼中的拿破仑餐桌。在他的前面，第一盘菜就是想吃掉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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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毕业于剑桥大学潘布洛克学院，学院里放置着他身着罗马元老院长袍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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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清王朝做事不用经过议会审批或修改法律，咸丰皇帝决定印发纸币，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皇帝的文臣们可能很清楚地知道“大明宝钞”最终贬为一张废纸的老皇历。大清朝除顺治八年搞过一次“钱贯”，康雍乾三代近200年的繁荣，从未发行过纸币。嘉庆、道光帝的朝臣吵嚷了很多年，还是不敢把纸币的大计付诸实施。因此咸丰要这么干，是违背了祖宗成例。但是，年轻的皇帝登基刚几年，家里就揭不开锅，天灾人祸，加上太平天国闹事，国库拮据，不想点办法，祖宗的江山都难以坐下去。1853年，也就是咸丰三年，朝廷下了决心，由左都御史会同户部堂官，机构上设置了官票所、宝钞局，主导改革银钱货币。真有不少大员相信，纸币发行会帮助朝廷广开财路，甚至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可惜，大清宝钞一出笼反而引起市场货币流通的混乱，没几个月，就贬值百分之二三十。连咸丰皇帝都很生气，朝廷真的就这样没有信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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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大清宝钞。再一次仔细看看它上面的文字，很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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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奏行钞法与参与拟定钞法的左都御史貌似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建议朝廷出面，向商人们保证，官票、宝钞都可以兑现。据说，皇帝看了他的奏折怒火冲天，传旨申饬：“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词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不知大体。”皇上此言一出，想在中国看到像英国金融城那样政商同心同德保护纸币的景象，无疑是异想天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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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市井小民真的很可怜，他们用军需物资换回宝钞，这张纸基本上就和官家再无关系。到1861年停止发行之日，只有很少比例的宝钞被兑现，60%以上的纸币都烂在老百姓手中。只有税局恩准接收宝钞官票代替实银交税，这些纸张才有机会回到户部，但一出一进，身价却已是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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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上演这样的“量化宽松”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常上媒体头版头条的是美联储的热闹表演，害得各国的货币、汇率、利率和市场团团围着它转。皮特首相和咸丰皇帝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政府操纵货币发行，结果不一定都是噩梦，有些人恐怕就是比他人有更好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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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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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先生，我是来收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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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府的收支，肯定不能忘掉税收，这才是政府收入的大头。没有国民债务与政府信用，政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没有税收，它可是一天也过不下去。政府伸手借钱之日，总是财政最困难之时，也是它最需要税收创新的时候。在这方面，皮特首相和咸丰皇帝的记录中，均有开山之作：前者首先推出了举世效仿的个人所得税，后者搞了个令中西商人百年不爽的“厘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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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西方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当口，英国的财政大臣阿利斯蒂宣布：提高英国个人累进税最高税率至50%。这意味着部分英国人当年接近一半的收入要交给政府。此消息宣布后，伦敦证交所的富时指数应声掉了一个百分点，当天英镑对美元也跌了一个百分点。此时个人所得税在英国政府的税收占比已达1/4强，是最大的单一税项, 而纳税人占到全国人口的40%，超过了2 500万。它的调整，影响的不仅是个人可支配收入，而且是个人不可支配的心情——尤其是对高收入的金融从业人群来说。金融市场当然对此反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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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也是在现代世界，首推个人所得税的政府就是皮特任首相和掌玺大臣的内阁。1798年，也就是他宣布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纸币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另一件新鲜事：税务员开始挨家挨户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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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令英国政府头痛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钱”。相比于控制着议会的土地贵族来说，内阁总是摆脱不了弱势政府的无奈。征税就是让贵族为政府埋单，谁说了算，当然一目了然。在个人所得税出现之前，英国的税收体系就已经很复杂了。除了土地税入，英国已有交易税、烟税、酒税、印花税，还有一种“窗户税”，就是对城市里的房产收税。所以有些英国的老房子，可以看出来有窗框但用砖堵上了，就是当年为了合理避免窗户税的遗迹。过去交税的主力是拥有地产房产的贵族，税收的基础是资产，是财富。后来出现了与交易相关的税种，那些得益于城市化、工业化、自由贸易并受皇家海军保护的商人，理应支付相应的成本。再想要扩大应税人口与税基，政府需要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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