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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要这些烂纸币，千万不要给他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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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特首相的金融财政政策，议会里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他们在力图阻止“约翰牛”和政府做交易，不论是接受纸币、购买政府债券还是交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真是招人怨恨，所以1801年皮特败选，所得税马上暂停征收两年。1816年，拿破仑战争刚结束，所得税又被束之高阁，直到1941年，另一位大政治家皮尔首相才把它改头换面请了回来。在整个19世纪，所得税就像运动场上的皮球，被英国的政治家们踢来踢去，但最终政府决定，再也不会放弃这样一大笔收入。历史学者威廉·勃温做了一个数字比较，1805年英国的所得税只有1 000万英镑，而当时的贸易税已达到5 000万英镑。到了1878年，所得税的增长突飞猛进，达到7 700万英镑，已经超越了贸易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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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会对一个体制的稳定性带来致命的威胁。历史上的许多激变都和财政相关。英国的查理一世为征税权掉了脑袋，法王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但他的孙子路易十六却找不到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最后连“朕”的性命与国家都丢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与英国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有关，而许多叱咤风云的帝国，包括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财政出现危机，战争与崩溃就随之而来。因此，尽管对征收所得税的批评不断，但皮特首相和皮尔首相都因金融方面的天赋获得认同，他们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国内资源，保卫了一个唱着“天佑我王”的立宪帝国的荣誉。如同蒸汽机带给机器以动力，纸币、发债、征收个人所得税, 使19世纪的英国政府财力飙升，得以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登上世界霸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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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由于缺钱带来皇朝的颠覆，大清末年也一直在打税收的主意。汉学家史景迁断言，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就是在嘉道两朝，“中国已无力解决紧张的财政与行政问题”。但是在咸丰年间，对外五口开放以后，忽然柳暗花明，出现了两个税收来源，对大清可谓是雪中送炭，作用不亚于皮特首相引入的所得税。它们是两个交易流转税：一个是后来由英国人主导管理的海关关税，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另一个就是1853年引入的厘金，专门针对在国内的商贸流通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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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厘金税的借口也可以说是“爱国”，即“爱大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解决朝廷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财源。虽然税是朝廷批准收的，但钱可没有流到京城。第一个征收厘金的省份是江苏，那里是和太平天国对阵的前线。第二个开征地就是湖南，为的是支持曾国藩的湘军团练。这个税开始的时候收得很低，只有1%，所以叫“厘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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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税收有盐铁税、土地税，但都没有像厘金税在大清的财政史上赫赫有名。这其中缘由，一是中国人恨它。因为地方官府可以借它的名义，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说，名为1%的税率最高可以收到20%的水平。不但朝廷不知到底收了多少，地方政府也不清楚，一大部分厘税银子从来没有进过官库。二是外国人更恨它。西方人认为他们已经交过了关税，就不应当再交国内的流通税。而且关关有卡，水陆皆收，官府拿走了外方应得的利润，完全不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就如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对待所得税的态度，太平天国1864年一垮台，朝廷上上下下都呼吁取缔这样一项恶税，但是它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引入容易取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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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历史著作中对厘金的评论很多，而且说得颇有道理。其中一个观点是：“厘金以及地方收费实际上在地方官员的掌控之中，他们经常有实力抗拒执行户部关于集中税收的指令，因为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根本不关心地方财政的真实境况。”换句话说，北京的朝廷不会为地方支出拨款，各省的安全防卫全靠地方武装。往好处说，厘金就是地方的金库，往坏处想，地方官发财靠的就是这个来路。关于税收所属和管理的纷争，削弱了北京的财政权威，最终也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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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世纪的皇家财政局与皇家卫队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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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咸丰朝廷和皮特内阁一样，都应当赢得历史的掌声。咸丰皇帝是被动的，不明智地推动了一次货币与税收的联动改革，影响了国家和社会进化的历程。但是和在金融领域无所作为的权力客相比，这一朝君臣应当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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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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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强势英行与弱势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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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英国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工业革命，我们自然而然会假设，在生产三要素——土地、人工、资本的提供上，英格兰银行一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金融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伦敦的银行家肯定有前瞻眼光，支持实业家的技术发明与企业发展。可惜的是，事实的真相比这种假设差了十万八千里，即便不完全是南辕北辙。在工业革命最关键的18世纪，英格兰银行整天忙碌的是国家的大战略，即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像发明一台蒸汽机、织布机这样的小活儿，根本没有在它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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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成果，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得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叫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18世纪初，英国人干的一件大事——民族国家建设，却不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名为大不列颠王国的国家（Kingdom of Great Britain）。不列颠人要从无到有，搞出一套新的国家机器，并为这个国家在欧洲乃至全球争取到一流的生存机会。可见，英国人此时的国家大战略和他们的工业革命对全人类的大贡献，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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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建设，热闹主要发生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这两座城市。在政府管制上，英国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新的机构化、体制化、架构化的变革，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日益显著。例如，国王、上院、下院、首相都逐渐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1714年，原本为王室管家的“财政委员会”获得了行政职能，它的首席委员不但是王室的第一财政大臣，也变成了政府的首脑。君主立宪不再只是一纸协议条法，国体、政体已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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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英国的首相府迁入唐宁街10号，这里从此就成为英国的行政中心；1761年，国王乔治三世购买了位于西区（West End）的白金汉宫，它后来被扩建，是英王的私邸与官邸，成为帝国王权的象征。而上院与下院，作为英国的议院，也坐落在离王家威斯敏斯特教堂不远的地方。国权和政权不但分工就位，而且都有了自己外在的威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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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得也很快，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更为严苛。如1714年它开始实施《取缔暴动法》（The Riot Act），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聚众为犯法。1797年又引入了《煽动叛变罪法》（The Incitement to Mutiny Act）、《反诬陷法》（The Unlawful Oaths Act）等等。这些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权力，管制社会治安，引导群体与个人走向秩序。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也使地方政权与管理更为制度化。这些系统性的社会变化，有些是政府立法主导的，包括为“圈地运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激化了矛盾但实现了土地财富的集中。有些是精英们自发组织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俱乐部与协会，幻化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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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民族国家的建设并非完全是自由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帝国的建设，严重依赖着特许的公司。贸易领域里有东印度公司和制造过顶级泡沫的南海公司，金融领域里有英格兰银行。历史学者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指出，此时金融城的长期兴趣不在投资农业与制造业，而在参与国防、外贸与政权建设，“善钱要和善政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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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机器开始了强势执政，但在两个关键领域，英国却是完全自由地发展：一是思想文化艺术，另一个就是企业家的发明创新。虽同称“革命”，但与政治革命不同，工业革命没有组织，没有聚众，也没有发生在权力集中地与中心城市。珍妮织布机1764年发明于兰开夏，瓦特的蒸汽机技术1775年在伯明翰取得专利权。英国的煤炭产在东北，钢铁生产则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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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世纪王权政权所在地威斯敏斯特的市貌。图下方靠近泰晤士河的建筑是议会大厦，后方是皇家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在图中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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