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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79 /“千万别要这些烂纸币,千万不要给他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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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81 对皮特首相的金融财政政策,议会里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他们在力图阻止“约翰牛”和政府做交易,不论是接受纸币、购买政府债券还是交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真是招人怨恨,所以1801年皮特败选,所得税马上暂停征收两年。1816年,拿破仑战争刚结束,所得税又被束之高阁,直到1941年,另一位大政治家皮尔首相才把它改头换面请了回来。在整个19世纪,所得税就像运动场上的皮球,被英国的政治家们踢来踢去,但最终政府决定,再也不会放弃这样一大笔收入。历史学者威廉·勃温做了一个数字比较,1805年英国的所得税只有1 000万英镑,而当时的贸易税已达到5 000万英镑。到了1878年,所得税的增长突飞猛进,达到7 700万英镑,已经超越了贸易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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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83 缺钱,会对一个体制的稳定性带来致命的威胁。历史上的许多激变都和财政相关。英国的查理一世为征税权掉了脑袋,法王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但他的孙子路易十六却找不到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最后连“朕”的性命与国家都丢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与英国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有关,而许多叱咤风云的帝国,包括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财政出现危机,战争与崩溃就随之而来。因此,尽管对征收所得税的批评不断,但皮特首相和皮尔首相都因金融方面的天赋获得认同,他们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国内资源,保卫了一个唱着“天佑我王”的立宪帝国的荣誉。如同蒸汽机带给机器以动力,纸币、发债、征收个人所得税, 使19世纪的英国政府财力飙升,得以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登上世界霸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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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85 为了避免由于缺钱带来皇朝的颠覆,大清末年也一直在打税收的主意。汉学家史景迁断言,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就是在嘉道两朝,“中国已无力解决紧张的财政与行政问题”。但是在咸丰年间,对外五口开放以后,忽然柳暗花明,出现了两个税收来源,对大清可谓是雪中送炭,作用不亚于皮特首相引入的所得税。它们是两个交易流转税:一个是后来由英国人主导管理的海关关税,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另一个就是1853年引入的厘金,专门针对在国内的商贸流通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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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87 开征厘金税的借口也可以说是“爱国”,即“爱大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解决朝廷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财源。虽然税是朝廷批准收的,但钱可没有流到京城。第一个征收厘金的省份是江苏,那里是和太平天国对阵的前线。第二个开征地就是湖南,为的是支持曾国藩的湘军团练。这个税开始的时候收得很低,只有1%,所以叫“厘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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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89 中国的传统税收有盐铁税、土地税,但都没有像厘金税在大清的财政史上赫赫有名。这其中缘由,一是中国人恨它。因为地方官府可以借它的名义,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说,名为1%的税率最高可以收到20%的水平。不但朝廷不知到底收了多少,地方政府也不清楚,一大部分厘税银子从来没有进过官库。二是外国人更恨它。西方人认为他们已经交过了关税,就不应当再交国内的流通税。而且关关有卡,水陆皆收,官府拿走了外方应得的利润,完全不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就如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对待所得税的态度,太平天国1864年一垮台,朝廷上上下下都呼吁取缔这样一项恶税,但是它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引入容易取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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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91 西方人的历史著作中对厘金的评论很多,而且说得颇有道理。其中一个观点是:“厘金以及地方收费实际上在地方官员的掌控之中,他们经常有实力抗拒执行户部关于集中税收的指令,因为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根本不关心地方财政的真实境况。”换句话说,北京的朝廷不会为地方支出拨款,各省的安全防卫全靠地方武装。往好处说,厘金就是地方的金库,往坏处想,地方官发财靠的就是这个来路。关于税收所属和管理的纷争,削弱了北京的财政权威,最终也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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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96 /英国18世纪的皇家财政局与皇家卫队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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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698 倘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咸丰朝廷和皮特内阁一样,都应当赢得历史的掌声。咸丰皇帝是被动的,不明智地推动了一次货币与税收的联动改革,影响了国家和社会进化的历程。但是和在金融领域无所作为的权力客相比,这一朝君臣应当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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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03 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5]
1703489704 图说金融史 强势英行与弱势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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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06 谈到英国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工业革命,我们自然而然会假设,在生产三要素——土地、人工、资本的提供上,英格兰银行一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金融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伦敦的银行家肯定有前瞻眼光,支持实业家的技术发明与企业发展。可惜的是,事实的真相比这种假设差了十万八千里,即便不完全是南辕北辙。在工业革命最关键的18世纪,英格兰银行整天忙碌的是国家的大战略,即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像发明一台蒸汽机、织布机这样的小活儿,根本没有在它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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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08 工业革命的成果,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得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叫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18世纪初,英国人干的一件大事——民族国家建设,却不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名为大不列颠王国的国家(Kingdom of Great Britain)。不列颠人要从无到有,搞出一套新的国家机器,并为这个国家在欧洲乃至全球争取到一流的生存机会。可见,英国人此时的国家大战略和他们的工业革命对全人类的大贡献,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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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10 民族国家的建设,热闹主要发生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这两座城市。在政府管制上,英国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新的机构化、体制化、架构化的变革,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日益显著。例如,国王、上院、下院、首相都逐渐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1714年,原本为王室管家的“财政委员会”获得了行政职能,它的首席委员不但是王室的第一财政大臣,也变成了政府的首脑。君主立宪不再只是一纸协议条法,国体、政体已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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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12 1735年,英国的首相府迁入唐宁街10号,这里从此就成为英国的行政中心;1761年,国王乔治三世购买了位于西区(West End)的白金汉宫,它后来被扩建,是英王的私邸与官邸,成为帝国王权的象征。而上院与下院,作为英国的议院,也坐落在离王家威斯敏斯特教堂不远的地方。国权和政权不但分工就位,而且都有了自己外在的威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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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14 18世纪英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得也很快,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更为严苛。如1714年它开始实施《取缔暴动法》(The Riot Act),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聚众为犯法。1797年又引入了《煽动叛变罪法》(The Incitement to Mutiny Act)、《反诬陷法》(The Unlawful Oaths Act)等等。这些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权力,管制社会治安,引导群体与个人走向秩序。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也使地方政权与管理更为制度化。这些系统性的社会变化,有些是政府立法主导的,包括为“圈地运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激化了矛盾但实现了土地财富的集中。有些是精英们自发组织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俱乐部与协会,幻化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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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16 在经济领域,民族国家的建设并非完全是自由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帝国的建设,严重依赖着特许的公司。贸易领域里有东印度公司和制造过顶级泡沫的南海公司,金融领域里有英格兰银行。历史学者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指出,此时金融城的长期兴趣不在投资农业与制造业,而在参与国防、外贸与政权建设,“善钱要和善政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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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18 尽管国家机器开始了强势执政,但在两个关键领域,英国却是完全自由地发展:一是思想文化艺术,另一个就是企业家的发明创新。虽同称“革命”,但与政治革命不同,工业革命没有组织,没有聚众,也没有发生在权力集中地与中心城市。珍妮织布机1764年发明于兰开夏,瓦特的蒸汽机技术1775年在伯明翰取得专利权。英国的煤炭产在东北,钢铁生产则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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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89723 /这是18世纪王权政权所在地威斯敏斯特的市貌。图下方靠近泰晤士河的建筑是议会大厦,后方是皇家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在图中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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