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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版画更为幽默与夸张，讽刺一家由大家出资合办的小银行，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周六关门后还想兑现支票的客户。银行家的出格不是对过了点的客户不能通融，而是他们的小聪明，把钟表的时间向前拨动，提前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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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油画大师昆汀画作创作的版画《守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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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张名为《守财奴》（The Misers）的版画，有两个正在摆弄账簿的金匠，他们的形象给人恰如其名的联想，最能说明当时英国社会对金融从业人员的抨击与警示。这张版画的原创出自16世纪初年安特卫普的油画大师昆汀（Quentin Massys）。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一查他的油画原作，对比它们之间的不同。这张作品从18世纪起收藏在英国王室温莎堡，它和昆汀的《货币兑换商和他的妻子》（The Moneychanger and His Wife）一样为人称颂。1820年以后，这幅画被制成版画，多次在伦敦发行，上面的“Misers”被版画师进行了再创作，变得有些阴险狡诈。这个时代正值拿破仑战败后，英国政府的宽松货币造成英国银行业空前繁荣，小银行应运而生，不规范的现象五花八门，对小银行的监管制度却还没有制订。这两个守财奴传递给人们一则信息：管钱的人并不一定会奉行“绅士主义”，英国的银行家照照镜子，就会看到自己一副令人生厌的欧洲大陆中世纪“守财奴”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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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追不舍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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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行大楼拐角，一个男人在跟踪两个打扮入时的女郎。版画的名字特别指明这个场景发生在英格兰银行附近，可能有几重暗示：贵族少女可能是银行的客户，令跟在后边的人自惭形秽。财富不正像漂亮的女孩，引无数银行家在后面紧追不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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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银行家这个概念和21世纪完全是脱节的，没有人会再去区分它与工业家的区别，或相信通过教育或封爵，就可以为自己的价值观或行为打上“品位高雅”的标签。但是，有没有一种银行家（也是企业家）的观念确实更为“绅士”一些呢？2009年，一位当代优秀的银行家，曾任英国汇丰银行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斯蒂芬·格林爵士（也是一位英格兰教会的正职牧师）写了一本书：《美好价值》（Good Value），分析了在全球化、网络化、精英化时代银行家的责任。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人可能是既有道德又是一位银行家（企业家）吗？从一个更宏大的角度发问，资本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已经在各种文化中落脚，它促进了繁荣、进步和交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才能匹配我们今天的财富创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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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先生也没有打算创造什么大模式，他只是给出了几个常用的词，这就是在做业务的时候，更“温和一点”，更“冷静一点”；常常想到对环境更“友善一点”，对他人更“彬彬有礼一点”，更“仁慈一点”。这些听起来真的很有“绅士”的味道。或许这种文化观念，就是昨日“绅士”银行家留下的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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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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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资本秩序中的“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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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法王亨利二世（1519~1559）曾娶了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女儿为妻，并想学他的岳父，在巴黎建一座银行大楼。当时的巴黎市政厅对此却不以为然，大加非议。在他们脑袋里，银行就是唯利是图的代名词，在一座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城市，世俗的银行想与神圣的教堂同街而立，令人不能接受。国王在岳父大人那儿丢了面子，更窝囊的是,巴黎的第一座银行大楼因此迟到了250年，让伦敦城抢去了城市金融建筑的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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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左右，银行大楼已经勾勒出伦敦城新的天际线，把一座传统的沿河而建的贸易码头城市，堆砌成以高楼大厦为特征的金融城。撰写了《城市历史轨迹》的作家路易·穆姆福特给了这些大楼一个准确的定位：“意大利式的证券交易所、国民银行，还有商贸中心，成了这个城市里新的资本秩序中的‘礼拜堂’。”到这里来做“礼拜”的是银行家，他们一个星期里不是一天，而是六天要待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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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城市“金融化”过程也有点因祸得福。西方旧时的主要城镇，最早都是围绕着王权与神权形成的，中心是市政厅和教堂围起来的广场，周围由王臣军士、居民商人和神职人员，一条街一条街把地方塞满，外面再围上护卫权力与居民的城墙。和王宫、教堂相比，商业的街衢市井总是显得谦卑简陋。资本主义200多年前开始进入许多城市，迈着傲视前世的脚步，踏平了旧日的商铺，拓宽了窄小的商街。在迎接容光焕发的高楼大厦的兴奋中，人们总是忘掉了给老城留下一点慈悲，许多中世纪老城也和老北京一样因此而消逝，令人感到痛惜。伦敦城没有遭遇这个除旧布新的麻烦，因为1666年的一场大火毫不留情地把旧城烧了个精光。此时欧洲其他几座历史商业名城如威尼斯，已经衰落；阿姆斯特丹及汉堡由于拿破仑的占领，商业溃不成军。天时地利人和，伦敦城脱颖而出，成为欧洲第一个以金融业为主的功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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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完工的伦敦粮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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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革命”后的百年里，伦敦城从容不迫地重建了以英行大楼为中心的几条大街，包括伦巴第街、针线街、舰队街。金融服务业楼以街聚，逐渐形成了规模。在伦敦之外，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尽管也冒出许多银行，但没有一个城市形成了连片的金融建筑群。伦敦城像巨大的抽风机，不但英国的货币与资本，甚至全世界的财富，都将被吸入坐落在那里的新秩序中的“礼拜堂”。可惜的是，这些代表帝国实力与辉煌的建筑，大部分在“二战”中被德国人的空袭炸了个稀巴烂。这两年，那些“二战”后新建的、品位档次不够的平庸楼房正在被拆掉，伦敦城也像10年前的北京，成了基本建设的大工地。代之而起的，是21世纪的钢铁玻璃摩天楼。要寻找那些新秩序中冒出的、有资历的“礼拜堂”，今日的游人不但要和拥挤的车流抢道，而且由于有高楼遮天蔽日，不得不昼行于重重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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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与信贷协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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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步伦敦城街头，上面这样的建筑会不时映入眼帘。此楼中间部分采用的是巴洛克和洛可可式的装饰风格，18世纪时这种建筑风格风靡欧洲大陆的教堂和王宫。但到了海峡彼岸的英国，造物主的妙手把它镶嵌在英国的商业建筑上。浪漫细致的雕塑立柱，上面有人物、动物、植物与花卉的形象，与两边地道英式的单调稳重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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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礼拜堂”最有代表性的建筑，肯定要数英格兰银行大楼。它在300年中的变迁，是金融借助建筑展现理念的真实写照。1694年英行刚刚成立时势单力薄，花了500英镑租了一座小楼。在印有约翰·霍布伦头像的50英镑的左下角，行长就站在这座小楼前。1732年银行发展壮大，移师到针线街的现址，盖起了自己的第一座大厦，并用神气的古希腊式立柱装饰门脸。1780年，伦敦城爆发了一次今天或可称为“占领英行”的动乱。由于担心大厦旁边的教堂钟楼可能被动乱者占有，成为攻击银行的制高点，英行将此地皮连教堂一起买下，后来又把银行两边的教堂连带钟楼都拆掉。这块地盘从此就只由资本大亨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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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英行大楼转到后墙，那里有一尊英国新古典建筑大师约翰·索恩（1753~1837）的雕像。在45年的时间里，大师负责了英行大楼建筑的扩张。不但英行的外部围墙是由他规划兴建的，许多内部的大厅如英格兰银行的“客服大厅”“百分之三运作大厅”等，都是他留下来的杰作。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银行仍站在其事业的巅峰，是各国中央银行的群龙之首。此时一个宏大的改造工程刚刚完成，给了这个首席银行一个名副其实的总部大楼。今天站在针线街上看到的英行建筑就是此项工程的成果：它地上有7层，地下3层，包含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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