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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19世纪留下了很多版画，不厌其详地描绘金融机构的大楼和其内部景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版画在英国读者中喜闻乐见，传播了比文字更直白可信的形象信息；另一方面，我想恐怕也和银行利用版画进行广告宣传的意图有关。现代银行业的竞争，广告不可或缺，无论是平面媒体、立体媒体还是移动网络，基本的概念与功能，不外是广而告知银行的存在与服务的优势。几百年前，广告手段没有如今发达，版画有意无意承担了几乎全部形象信息的传导任务。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做得最优秀，它当时发行了许多版画，在公众的眼中，象征着强大、稳定、安全、一流。银行内部大厅也设计得宽敞明亮，给人以可以信赖、舒适愉快的感觉。通过建筑，英格兰银行的软硬实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为城市制定标准，为金融制定规则，它维护资本新秩序的地位，不言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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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客服大厅。它成为后来银行服务大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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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运作大厅”。客户在这里买卖政府债券。因为1757年以后政府债券的票面利息均为3%，大厅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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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股票交易所的第一座大楼。在小巷里，门框上的大字很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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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在大火后重建，不但投资了这些新秩序的“礼拜堂”，更为可贵的是，它也没有忽视神权旧秩序中的礼拜堂。18世纪以来，这里通过不断兴建，耸立起大大小小80多座教堂，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圣保罗大教堂。资本和宗教的礼拜堂，几百年来在这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人们在这些大厦的屋檐下，或者布道祈祷、旅游审美，或者签约交易、协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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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是一家保险与贷款机构，规模较小，拿它的营业大厅与英行的相比，可以感觉到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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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使人感到这座城市既新潮又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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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年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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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大教堂是一处浸透圣灵神光的地方。来自罗马的天主教于公元6世纪传到盎格鲁–撒克逊英国，这里就是当时居民的朝拜地。圣保罗大教堂曾几毁几建，今日我们参观的这座圣殿，出自英国的天才建筑设计师克利斯托弗·雷恩爵士（1632~1723）之手。他以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为蓝本，兼收并蓄了其他教堂的特点。建造这座大教堂历时35年，历尽艰辛，天才建筑师为此披肝沥胆，他本人辞世时教堂尚未最后落成。在后来的300年中，圣保罗大教堂一直是英国国教的中心和主要象征，各个时代的社会活动中都留下了它的印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这里加冕，当年吸引数亿人观看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婚典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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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今天的圣保罗教堂已不是这张画中显示的，是伦敦城的最高点。几百年资本主义精神的洗礼，传统的神圣与说教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金融城里的“绅士”银行家离宗教伦理似乎渐行渐远。但是教堂还在，意味着宗教“喻人向善”的价值观还有着外在体现。几年前，我参加了圣保罗教堂里的一场演讲。在哈佛任教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正在这里诠释着金融危机如何在英美肆虐、侵蚀着21世纪的“人，道德与权力”。他用伦敦城旧日银行家的实践对传统的金融价值观进行了重新解读。感动我的不是教授演讲的内容，而是看到来自金融城的几千位专业精英这么在乎去听一场在教堂里的历史“布道”。那时恰好是下班的时间，大家本来可能会去餐馆聚会，或到健身房消磨点时间，而他们却从四面八方的玻璃大楼里出来，脚步匆匆地齐聚同一个精神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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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此礼拜堂出门，即入彼礼拜堂，这是欧洲大多数商业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让人感到有点遗憾的是，金融文化今天覆盖了中国的诸多城市，彻底压倒了传统宗教往日的权威，寺庙宫观的建筑基本上也被荡涤净尽，即便保留一二，精神聚会的功能也难以再现。当然，西方的教堂大多可能也是空留其身。在今日的城市，看重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的秩序。最应该风光的，还是资本的“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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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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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公共责任把英行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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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英国议会公布了一部新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把纸币的发行业务，分离出一个单独的机构来管理，并要成立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决定货币发行政策，负有向议会定期汇报财务数据的责任。这是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一次大革命，是现代金融史上高山仰止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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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称此前的银行制度是一种“自由”银行制度。对英行来说，它垄断政府的债务经营，有着随意扩大股东规模的特权，没有任何银行以外的力量可以干涉它的银行发行业务运作。然而，100多年来，政府与英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它们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双方可以讨价还价，现在政府有点强势，要求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与控制权。皮特首相1797年用法律的手段，不由分说停兑了英行的银行券，也没有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这对政府插手银行是一次鼓励。在紧急情况下，只要能让议会通过法律，英格兰银行就得遵命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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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战争带来的紧急情况，政府有什么理由来干预银行？这就涉及19世纪初年英国经济生活的许多变革和金融思想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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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银行的特许中，并没有维护市场价格稳定的责任，更没有义务为公众的经济利益牺牲银行的利润。在18世纪，差不多每10年英国就来一次危机，但是人们并没有把矛头对准英行的运作。1720年的“南海泡沫”发生后，英格兰银行按照自己的商业原则，紧缩贷款，减少发行银行券，导致流动性更为短缺，加重了泡沫爆破后的信贷危机。即使出现这种情况，英行通常还是会被看作是经济的稳定器，而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到了19世纪，人们对货币和银行的看法来了个大转变，特别是那些中小银行，从抱怨英行的垄断，变成苦着脸哀求英行的救助。如果英行不出手，小银行就会倒下一片，信贷紧缩就成了英行制造出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