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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的《银行法》总体来说是“货币原则派”的胜利。这就决定了从它完成的那天,货币供应量就存在着致命弱点,而且一年后就导致了新的紧缩麻烦。1845年,议会通过另一补充法案,规定英行是所有其他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有义务在经济出现危难时利用货币发行手段救助小银行,缓解实业界的困境,这将使英行履行“银行中的银行”之责任,弥补了前一年法律的缺陷。所以有人后来评价,1844年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效果还算令人满意,关键是现实根本没有按照原定方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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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时代意义到底何在?一言以蔽之,它是在立法基础上建立的特权,是用特权带来的国家金融信誉。如果说最初的借与贷,靠的是个人的信誉和金银的特权,英格兰银行与立宪王室的结盟,打造了一家银行和一个政府的信誉与特权。1844年的《银行法》重新定义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的货币,带来了一个金融体系的信誉和一个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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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44年《银行法》(The Bank Charter Act)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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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于1876年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乐意不乐意,现实就是,大英帝国“有,或是没有偿付能力,全都要指望英格兰银行的信用体系”。不但是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整个欧洲、美洲,目光都紧盯着英格兰银行的印钞机。这一张印着国王头像的小纸片,也飘飘忽忽,随风飞翔到了世界的东方。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往后看,帝国以海上的军事实力开疆扩土,国债是皇家海军的可靠金库;往前看,帝国将要用经济实力来张扬自己在全球的统治,武力将为银行资本提供可靠的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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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3章 分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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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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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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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之“有”,有聚财,有机构,有立法,有人才,看不见的有信誉,有特权,正是大清国经济之“无”。东方帝国治天下可谓轻货币、轻资本,它相信的是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士农工商,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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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国际贸易把西方人诱惑到广东海岸,英格兰银行所“有”的一切,都和大清无关。英国人喜欢穿羊毛制的细脚裤紧身装,中国人认为丝绸长袍宽宽大大才舒服上流,这只有东西之差,无好坏之分。但是洋枪洋炮与弓箭长矛,就不只是东西之差,而是古今之变了。银行存在与否,金融信誉与特权的有无,也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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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垒时,曾目击西方轮船大炮之厉害,因此提出整顿大清的海陆军,学习西洋知识,培养人才。“同光”以来自强维新之张本,由曾肇其端倪。在其身后,左宗棠开洋人贷款之先河;张之洞设铜币局,举经济特科;李鸿章办洋务,想方设法筹措军饷、资本;朝廷容忍英人管理海关,宽待外资银行,内部整理税务,沿海放行外币。眼见得清官一次一次冲到世界金融大潮的岸边,厚底朝靴上已经沾湿了海水,但又一次一次缩回脚来,任大潮奔流而过,冲刷着东南沿海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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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西风飘来的那张纸币,也在高天呼唤朝廷的注意力。2 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身为齐国上卿的管仲,就曾提出自己的“国富论”,主张善为政者,必眼观税制币制。到汉武帝主管农业的桑弘羊,更把盐铁税收,平准理财,兼于一身。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几次法家思想主导的改革,都将完善经济放入改革的大计之中。然而到了清末,除了朝廷六部,政府没有调理货币经济的总管,没有负责国家债务的机构。更背运的是,清官们对货币的特权一直不开窍,糟蹋不说,而且浪费了政府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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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和东方的邻居印度与日本相比,变革之河也是流淌得如此曲折缓慢,以至于西方现代金融的大潮,和中国分流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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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金融中西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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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与美国视为世界经济赛场上的“二强”,是21世纪的一种说法。在两个世纪之前,这样的说法属于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当时中国的人口以亿计,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它的殖民地人口也已近亿。乾隆朝将中国的领土拓展到1 400万平方公里(1689年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在国际上使用“中国”一词),大英帝国当时统辖的土地占据了世界领土的1/4。这两个帝国的统治阶层都是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但他们懂得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以少量文官和军队,控制广袤的疆域与广大的人口。相比世界其他大帝国,包括俄国、奥斯曼、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及日本国等等,大清与大英显然实力更强,在东西方分别傲视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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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幅历史图景,自然会让人接受美国经济史学家彭慕兰的观点,即在18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起步之前,欧亚两大陆的农耕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中国的国内市场才更像亚当·斯密所欣赏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再晚几十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英国发达的工业城市相比,富庶水平也不相上下。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欧亚在各方面的落差才变得非常明显。作为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在1840年被英国人用武力轰开了国门,日本1859年被美国强势推入太平洋贸易,印度1857年干脆被收编成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西方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的领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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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1880年左右山西的乡村炼铁图,原始的方法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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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们已提出各种理论,试图从政治体制的差异、生态人文环境等角度来说明东西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分流的原因其实蕴含在分流之前的社会肌体之中。比如说英国本来就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储量,这使它可能利用技术开发出新能源。欧洲发现了新大陆,它提供了从前无法想象的资源,使得欧洲可以输出过剩的劳动力,扩大钢铁纺织等制造业,增加消费品进出口,从而将欧洲的新能源转化成新财富。另一位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则以英美为例,强调欧美用了几百年前时间,完成了政治制度转变,从只有精英参与的“有限政治秩序”到大众参与的“开放政治秩序”,打开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天花板。他们的推论是,由于东方国家不具备西方这些自然的、社会的肌理,双方在19世纪的面貌出现了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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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的金融长河,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与万历皇帝的时代,似乎同时发源于白银主导的全球贸易。两个世纪过去了,中英金融是否也发生了分流?对比的结果,答案大体是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伦敦的金融城从提供国民债务开始,一步步与权力结缘;政府则从短期借贷的债务人,变成对货币与资本价格具有影响力的立法者。大清尽管也曾发行纸币,新增税种,但是这里没有发生过“金融革命”。铜银通宝换过了无数次年号,但服务的还是旧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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