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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迎战手持现代热兵器的是中式传统的弓箭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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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没有借贷需求，会不会使更多的资金留在了市场，从而产生了有效的金融组织与大规模的资金沉淀？现实的发展正好相反。19世纪中期以前，大清的对外贸易、工业投资、公众财富管理都没有提出对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求，而自发出现的钱庄、票号这样的金融机构，组织和资金的实力远远落在欧美的后面。这反过来加重了大清的财政厄运。例如，1895年清政府为了战争赔款，必须通过借贷克服眼前的困境，站在它面前手捧银子的，只有英国银行领衔的西方财经大亨，而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融资财团。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当年架设了一座桥梁，连接了商人的“爱国主义”与大英帝国的崛起。中国人从来不欣赏这样的架桥工程。台湾史学家苏同炳曾用胡林翼为太平天国筹措协饷为例，说是自古以来，在中国为朝廷想办法筹钱之人，都被后世目为“聚敛之臣”，收税如此，借款的名声更劣，借外国人的钱就是十恶不赦了。朝廷大员如忠心耿耿的李鸿章，一次又一次在大清与西方债权人之间斡旋，极力为大清“再造玄黄”。结果不仅没能搭建一座金桥，挽救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自己的声誉也搭进去，落得个“卖国主义”的生前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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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子没银子的大清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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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向老百姓借钱，窒息了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面对战争财政逼仄，大清中兴名臣李鸿章与“打劫”英行的皮特首相采取的是不同手段。对比之下，就丈量出了中英之间金融分流的鸿沟有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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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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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民间金融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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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民间的货币与借贷，它在大清遇到了怎样的客户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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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末年到20世纪初年，革命性的金融变化乏善可陈，但是民间金融却曾出现过繁荣的小高潮，也产生了新的信用组织。由于缺乏金融立法这个观念，所以金融从业者享受的是分散与自治的自由。他们面对的问题，一是货币各自为政引起的麻烦，二是传统客户带来的局限。民间金融因为传统货币制度的不足而创新，但始终没有逃脱在传统客户中挣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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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首先来自五花八门的货币的使用。今天的旅游者走遍全世界，只要兜里揣上一张卡，就可以随心由性地消费。不论买卖多大，支付就是数字在账户间搬家。同为支付这件事，两个世纪之前，却难坏了大清的买卖人。为上街买点东西，你可能在袖子里揣着银锭、银块或碎银子；如果是个穷人，你可能肩上背着几串铜钱或手握几个大钱；如果你刚好赶上咸丰朝，你可能带着天天在贬值的大清宝钞急着寻找卖家；如果你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买办，经手的钱币可能就是从国外流入的各式洋钱。为了缴税，农工商都必须按朝廷规定把其他钱币兑换成银子。如果业务从异地来，还要冒着银票不予兑现的风险……当年有个老外在南京做了个调研，把几斤重的串钱数了数，一串有大钱95个，一串有98个，其中有几个是假冒的，一碰就会碎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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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票号在18世纪末发展起来后，为国内的交易商提供了异地汇兑的便利，但是当时的流通支付工具更为复杂化。它们为商家出具的票据，实际上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具有相同功能，但名目繁多，品相各异，有钱票、银票、私票、花票、兑票、会票、庄票等等，难以穷尽。对今天的钱票收藏家来说，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品类。不过当年这些票据的价值与鉴定，可能比今日的收藏辨伪难度更大。更何况，中国并没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的特许机构，可以为钱票提供背书或贴现。洋人说，大清的货币制度，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考验人类智慧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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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笼铺办货的清官手中握着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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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帽子的伙计手中拿着几块碎银子或是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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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不同的支付工具在使用，应时产生了一个金融机构，叫“银局”，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机构。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街头就频繁出现“银局”的招牌，直接被英国人译作“bank”（银行）。它们收回银子，去当地造币局铸成有一定成色的银块、银锭，再投入流通，也会在银、钱之间进行兑换。到了清末，这些银局又改成“钱铺”“钱店”，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专业一点的机构叫“钱庄”“票号”。它们始终有一个功能，就是统一铸造用于流通的各类金属货币，送公估局鉴定，相互兑换，提供“认账”权威。据钱币收藏资料上讲，当时的鉴定有“软戳”即盖印与“硬戳”即敲凹的差别。那些用“硬戳”鉴定过的银圆，表面会被敲得坑坑洼洼，惨不忍睹。但是在各自为政的金属货币制度下，这是一种必需的防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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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频繁出现的“银局”，直接被英国人叫作“bank”。它们坐落在老北京街头，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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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银这件事，肯定是大有讲究的。从明代开始，各地方就遍设铸币局，清代的体制基本上继承了明代，但没有能力为货币的铸造和流通制定严格的规范。乾隆时期各地铸币局的名单可以列出半页纸，流通中的银子成色与重量不一而足。为了不让这些劣质的银子流入皇家的库房，康熙年间开始以“库平银”为标准，也就是一两库平银等于37.301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官署衙门摆满一桌子的银锭，应当就是这样成色的50两银。1860年以后，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记账又推出了自己所用的“关平银”，相当于37.7495克，以保证各地所收关税的价值统一，信誉可靠，形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银本位”。其他的各种标准，如上海南市的“海商银”、北京的“京平银”，也都兼而用之，各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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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白银的成色与价值，一直以来有多个体系来决定：一是朝廷，二是民间，到了晚清，加上第三个，即海关。工商客户的一大需求，就是依赖民间银号等金融机构维持金属货币的供给和信誉。不过，实在的白银流通价值，并不取决于这些机构的软硬戳子，而是全球白银的生产与它在大清海关的流动。银子多了，民间银两就可能足赤，但物价可能上涨；银子少了，银圆都会缺斤短两，交易会发生紧缩，税收也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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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银子这一种货币就够令人头疼的了，那还只是与朝廷、海关和上层社会相关。中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银本位，而是一个复本位或多本位的国家，下层老百姓的生活，除了交税，平时生活中用不起银子，只靠铜钱和各种材质混杂的制钱。跟着银价波动的，不仅有商品价格，还连带着铜钱制钱的兑换率。民间兑换机构钱店或钱摊，虽不算是真正的金融机构，但做的是货币生意，赚的是兑换的零头。每当铜价贬值、劣币充斥，老百姓要用更多的制钱兑换白银交税，社会底层的动乱也就不远了。1793年广泛蔓延于西南东南的白莲教、1850年揭竿而起的太平军，都对加剧钱粮税收的矛盾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