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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中的插图,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当铺客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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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马牵骆驼的是南来北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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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后的50年中,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有一次突破的机遇。特别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钱庄,在1843年对外贸易开埠之后,可以倒买倒卖进出口货物,也就是为自己找到新的商业客户。1870年英国领事在长江三角洲走了一圈,发现在许多小镇,支付进口洋货的办法,就是让上海的一家钱庄开出付款的汇票,进口商再把银圆或铜钱运到苏州,在那里采办了货物,卖到上海,归还钱庄的垫款。这些人为贸易在各地奔波,不辞辛劳,呈现出资本家的勤奋。山西的票号看到上海的机会,也加速了业务向沿海城市的拓展,愿意把自己的闲置资金拆借给钱庄,共同开发商业的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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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世界贸易大潮的民间金融,面前有两座大山必须攀越。第一,钱庄、票号要有新的资金来源,不能只依赖传统的客户存款。由于钱庄、票号,特别是后者,家族管理习俗浓厚,行会对利率、业务范围限制严格,努力吸收新增存款从来不是它们的长项,倒是外资银行看上了它们的这个弱点。离开了口岸,外资行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内陆销售去了何方,与本土银行联手,无疑是开拓市场的明智策略。1869年,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说服了他的老板,疏通了汇丰向钱庄拆款融资的渠道。这样一来,钱庄背后出现了一位口袋很深的“绅士”,随时愿意接济新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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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更不容易克服了,这就是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如何取得朝廷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要是在英国,起码有个立法,保护本土传统金融机构;再亲近一点,是政府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在民间金融机构困难的时候拉一把。直白地说,如果大清能有“东印度公司”,发展几个自己的大型进出口商,掌控海外市场一端,和国内市场连接,那钱庄、票号就有机会提供金融价值链上的整体服务。当然,这些事在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大清同光年间,有几位背靠官府勾结洋人的红顶商人,如阜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努力想和政府的利益绑在一起。但是说到底,他们仍是挺不起腰杆儿的脆弱商人,并没有在改变组织和体制上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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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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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末年,钱庄、票号经历了短暂辉煌,做了外资行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马前卒。传统机构转型开发新客户是极为艰难的,一旦资金来源依赖外资行,它们的命运也就掌握在了别人手上。仍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货币发行,被外资行的银行券和汇兑占领了制高点。钱庄、票号不但争取新客户希望渺茫,就是老客户,在经历了几次危机后,最终也纷纷选择把钱挪到外资行。1911年改朝换代后,官款承兑断流,山西票号也就跟着穷途潦倒。钱庄在民初混乱的金融环境中又坚持了几十年,忍受着国家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双重挤压,对中国的货币改革和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无心亦无力。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完成“废两改元”,统一掌管财金大权,终结了多元双轨的货币时代,敲响了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的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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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寻求中国皇帝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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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寻求政策支持的诉求,若想实现,难比登天。而西方人到中国来,却一步跨进紫禁城,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他们要来做生意,寻求的就是最高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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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9月2日凌晨,四更刚过,紫禁城就迎来这样一队不寻常的访客。宫廷卫兵手提的灯笼,在仍是暗夜的宫院里幽静地摇曳,引领着他们鱼贯通过午门和长长的甬道,再通过端门,又是长长的甬道,然后跨过太和门,绕到乾清宫前的院子里。在这里,当东方现出鱼肚白,访客们将接受一个17岁年轻皇帝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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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对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已是见怪不怪。从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这里曾长年进出外国人。汤若望,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1630年接替邓玉函在大明历局供职,先后在宫中向崇祯皇帝进献各种天文仪器,还参与编撰了《崇祯历书》。满族人入主紫禁城,汤若望被任命为大清第一任钦天监,他和小皇帝顺治建立起情同父子的信任关系。还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曾跨过太和门,尽管他们始终未能劝服皇帝皈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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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凉爽的初秋清晨,耐心地在乾清宫门前等待天亮的这队西方人,并不是传教士。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珍奇异物,也不希冀留在皇上身边提供服务。他们从南洋的巴塔维亚来,花了一年时间千里迢迢从广州走到京城,为的是一个谦卑的目的:希望顺治皇帝能给荷兰公民一个特许,在南方沿岸做中国人的进口生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出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中国人不愿意买外面的舶来品。荷兰人也比不上葡萄牙人,没有一个像澳门这样的地方在南海落脚。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诉诸大清朝廷,以拜访的方式寻求商业利益。他们知道紫禁城刚刚换了主人,皇帝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一个新皇朝应当比刚刚倒闭的那个更开放明智吧?他们怀着这样的愿望,忐忑不安地等待,一切都会在天亮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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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听说有一队商团来京拜访,派员到通州迎接他们。随团一位专司记事绘画的小职员约翰·尼霍夫,用夸张的九十度鞠躬描绘了大清官员与商人见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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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霍夫创作的紫禁城内部地图虽不完全准确,但真实记录了他经过的地方。在图中部的那个院子里,商团遇到了其他访客,有西藏喇嘛、蒙古王公与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使臣,还看到守护在宫中的几头大象(注意第一道门的左右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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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皇帝的朝廷从未听说有一个叫作“荷兰”的国家,这些来客对自己国家的解释也令人疑窦丛生:荷兰没有国王也没有大臣,只有市民与商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他们为之请求商业利益的机构也很难理解,是所谓联合出资从事贸易的“公司”。这些人的故事根本不可信,他们可能和倭寇一样,就是一群海盗。不能责怪此时中国人的无知,因为17世纪的荷兰,就是一个特立独行、领导潮流的新国家,它是由7个城市联合组成的共和国,它的最高权力属于富豪商人选举出来的“摄政管治委员会”。在商团来到紫禁城的前一年即1655年,在埃姆斯河尽头的大坝广场上完工了雄伟壮观的市政“议事堂”(Amsterdam Town Hall)。这是现代史上第一座不是为皇家而是为市民修建的伟大建筑(但从拿破仑时代起它又改变成皇宫)。加拿大历史教授卜正民300年后给出了解释:“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样与众不同的联邦国家,才能够想到建立联邦式的公司结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实力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巨大优势,主导了面向亚洲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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