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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中的插图，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当铺客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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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马牵骆驼的是南来北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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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后的50年中，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有一次突破的机遇。特别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钱庄，在1843年对外贸易开埠之后，可以倒买倒卖进出口货物，也就是为自己找到新的商业客户。1870年英国领事在长江三角洲走了一圈，发现在许多小镇，支付进口洋货的办法，就是让上海的一家钱庄开出付款的汇票，进口商再把银圆或铜钱运到苏州，在那里采办了货物，卖到上海，归还钱庄的垫款。这些人为贸易在各地奔波，不辞辛劳，呈现出资本家的勤奋。山西的票号看到上海的机会，也加速了业务向沿海城市的拓展，愿意把自己的闲置资金拆借给钱庄，共同开发商业的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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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世界贸易大潮的民间金融，面前有两座大山必须攀越。第一，钱庄、票号要有新的资金来源，不能只依赖传统的客户存款。由于钱庄、票号，特别是后者，家族管理习俗浓厚，行会对利率、业务范围限制严格，努力吸收新增存款从来不是它们的长项，倒是外资银行看上了它们的这个弱点。离开了口岸，外资行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内陆销售去了何方，与本土银行联手，无疑是开拓市场的明智策略。1869年，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说服了他的老板，疏通了汇丰向钱庄拆款融资的渠道。这样一来，钱庄背后出现了一位口袋很深的“绅士”，随时愿意接济新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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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更不容易克服了，这就是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如何取得朝廷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要是在英国，起码有个立法，保护本土传统金融机构；再亲近一点，是政府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在民间金融机构困难的时候拉一把。直白地说，如果大清能有“东印度公司”，发展几个自己的大型进出口商，掌控海外市场一端，和国内市场连接，那钱庄、票号就有机会提供金融价值链上的整体服务。当然，这些事在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大清同光年间，有几位背靠官府勾结洋人的红顶商人，如阜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努力想和政府的利益绑在一起。但是说到底，他们仍是挺不起腰杆儿的脆弱商人，并没有在改变组织和体制上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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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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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末年，钱庄、票号经历了短暂辉煌，做了外资行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马前卒。传统机构转型开发新客户是极为艰难的，一旦资金来源依赖外资行，它们的命运也就掌握在了别人手上。仍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货币发行，被外资行的银行券和汇兑占领了制高点。钱庄、票号不但争取新客户希望渺茫，就是老客户，在经历了几次危机后，最终也纷纷选择把钱挪到外资行。1911年改朝换代后，官款承兑断流，山西票号也就跟着穷途潦倒。钱庄在民初混乱的金融环境中又坚持了几十年，忍受着国家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双重挤压，对中国的货币改革和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无心亦无力。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完成“废两改元”，统一掌管财金大权，终结了多元双轨的货币时代，敲响了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的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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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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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寻求中国皇帝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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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寻求政策支持的诉求，若想实现，难比登天。而西方人到中国来，却一步跨进紫禁城，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他们要来做生意，寻求的就是最高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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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9月2日凌晨，四更刚过，紫禁城就迎来这样一队不寻常的访客。宫廷卫兵手提的灯笼，在仍是暗夜的宫院里幽静地摇曳，引领着他们鱼贯通过午门和长长的甬道，再通过端门，又是长长的甬道，然后跨过太和门，绕到乾清宫前的院子里。在这里，当东方现出鱼肚白，访客们将接受一个17岁年轻皇帝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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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对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已是见怪不怪。从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这里曾长年进出外国人。汤若望，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1630年接替邓玉函在大明历局供职，先后在宫中向崇祯皇帝进献各种天文仪器，还参与编撰了《崇祯历书》。满族人入主紫禁城，汤若望被任命为大清第一任钦天监，他和小皇帝顺治建立起情同父子的信任关系。还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曾跨过太和门，尽管他们始终未能劝服皇帝皈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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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凉爽的初秋清晨，耐心地在乾清宫门前等待天亮的这队西方人，并不是传教士。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珍奇异物，也不希冀留在皇上身边提供服务。他们从南洋的巴塔维亚来，花了一年时间千里迢迢从广州走到京城，为的是一个谦卑的目的：希望顺治皇帝能给荷兰公民一个特许，在南方沿岸做中国人的进口生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出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中国人不愿意买外面的舶来品。荷兰人也比不上葡萄牙人，没有一个像澳门这样的地方在南海落脚。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诉诸大清朝廷，以拜访的方式寻求商业利益。他们知道紫禁城刚刚换了主人，皇帝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一个新皇朝应当比刚刚倒闭的那个更开放明智吧？他们怀着这样的愿望，忐忑不安地等待，一切都会在天亮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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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听说有一队商团来京拜访，派员到通州迎接他们。随团一位专司记事绘画的小职员约翰·尼霍夫，用夸张的九十度鞠躬描绘了大清官员与商人见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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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霍夫创作的紫禁城内部地图虽不完全准确，但真实记录了他经过的地方。在图中部的那个院子里，商团遇到了其他访客，有西藏喇嘛、蒙古王公与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使臣，还看到守护在宫中的几头大象（注意第一道门的左右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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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皇帝的朝廷从未听说有一个叫作“荷兰”的国家，这些来客对自己国家的解释也令人疑窦丛生：荷兰没有国王也没有大臣，只有市民与商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他们为之请求商业利益的机构也很难理解，是所谓联合出资从事贸易的“公司”。这些人的故事根本不可信，他们可能和倭寇一样，就是一群海盗。不能责怪此时中国人的无知，因为17世纪的荷兰，就是一个特立独行、领导潮流的新国家，它是由7个城市联合组成的共和国，它的最高权力属于富豪商人选举出来的“摄政管治委员会”。在商团来到紫禁城的前一年即1655年，在埃姆斯河尽头的大坝广场上完工了雄伟壮观的市政“议事堂”（Amsterdam Town Hall）。这是现代史上第一座不是为皇家而是为市民修建的伟大建筑（但从拿破仑时代起它又改变成皇宫）。加拿大历史教授卜正民300年后给出了解释：“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样与众不同的联邦国家，才能够想到建立联邦式的公司结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实力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巨大优势，主导了面向亚洲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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