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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皇帝的朝廷从未听说有一个叫作“荷兰”的国家，这些来客对自己国家的解释也令人疑窦丛生：荷兰没有国王也没有大臣，只有市民与商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他们为之请求商业利益的机构也很难理解，是所谓联合出资从事贸易的“公司”。这些人的故事根本不可信，他们可能和倭寇一样，就是一群海盗。不能责怪此时中国人的无知，因为17世纪的荷兰，就是一个特立独行、领导潮流的新国家，它是由7个城市联合组成的共和国，它的最高权力属于富豪商人选举出来的“摄政管治委员会”。在商团来到紫禁城的前一年即1655年，在埃姆斯河尽头的大坝广场上完工了雄伟壮观的市政“议事堂”（Amsterdam Town Hall）。这是现代史上第一座不是为皇家而是为市民修建的伟大建筑（但从拿破仑时代起它又改变成皇宫）。加拿大历史教授卜正民300年后给出了解释：“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样与众不同的联邦国家，才能够想到建立联邦式的公司结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实力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巨大优势，主导了面向亚洲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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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顺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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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皇权或国权意识作祟，这些商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中国人的礼节，跪在那里接受了顺治皇帝15分钟的恩宠。但这是一次完全词不达意的见面，顺治皇帝其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后来由大臣们传出话来，允许荷兰人今后每8年到中国港口停泊一次，可带4船交易的货物，并将贡品进献给北京宫廷。很难想象，曾在中国购买了巨额瓷器、丝绸、茶叶的荷兰人，用了什么样的努力，保持了他们与中国百年贸易的平衡。除了白银，另外一种商品也开始列入向中国出口的单子：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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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后，受同样的欲望驱使，另一个声势浩大的说客使团也跨进了京城大门。曾经在这里留下足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来没见和大清做成出口生意，此时已寿终正寝，遗产被阿姆斯特丹的摄政政府接管。当今的世界贸易新星是英国，它继承了荷兰人在皇上面前未竟的事业。在紫禁城的主人面前，英国人摆出从未见过的阵势，它想做的事情，不仅是一张特许状，而且要说服东方帝国接受英国人的现代理念与实践。由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793年，同年8月在热河，他们见到了两年后就要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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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被要求跪在大殿外11块方砖的地方。前面还有一个清兵手持长鞭，叭叭抽地，以示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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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人与拿破仑的法国尚未分出高下，但在大清皇上面前，使团颇有威严：它代表着欧洲一个现代国家强大的王室和政府。与前次荷兰人那群冒失鬼不同，与广东十三行打交道的英国商贩也不同，马嘎尔尼勋爵是由英王乔治三世委任的访华正使，他穿着紧身的花衣裤，披着贵族的长袍，腰杆笔直，风度翩翩，将带来的英王亲笔信函亲手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过去京城也曾出现过葡萄牙等国派来的特使，但从未见到过上百人几十条驳船列队而来的欧洲使团，并带来了如此之多的“贡品”，在圆明园里摆满了一大殿。正因为这是第一次，惹出了马嘎尔尼出使由头、觐见礼节等一系列麻烦，暴露了以天下为一统的大清朝廷在与欧洲现代国家交往礼仪上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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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朝廷的其他欧洲人曾告诫乾隆皇帝英国人挑衅侵略成性，但1793年英国人可没有军事实力觊觎大清的领土，或者照搬印度模式和乾隆皇帝叫板。英国国内的财政金融制度都尚未成熟，财力不足，他们对大清的国力心怀敬畏。所以，他们把使团来访的目的锁定在促进通商贸易上。此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已有十几年，英国人相信贸易对增强国家实力刺激财富积累有好处，这是激励他们在全世界拓展市场的基本理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是皇帝与官员并不了解英国人的道德优点，自然也不愿同他们有贸易来往。传播现代理念，是代表团自认非常崇高的重任。随团书记员斯当东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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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是社会中最富裕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假如有一些英国人以一种高贵的身份常驻北京，以他们谨慎言行和彬彬有礼的仪表争得上流社会的尊敬和下层社会的佩服，那么就有助于解除中国方面对英国的误会，为两国之间良好交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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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团画家亚历山大创作的这张图中，马嘎尔尼勋爵和使团成员站在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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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子民给人一种丰衣足食的样子，英使一行沿河见到的这一家人看上去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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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宣扬了英国人对幸福、智慧和道德的虔诚追求，以及与落后地方交流技术与生活知识的孜孜努力。代表团认为只要中国人认同自己的见解，皇帝自然会给英国人贸易的特权。3亿人口的市场对英国具有巨大吸引力。斯当东一路观察盘算着向中国出口的机会：中国皇帝喜欢英国的钟表和加了弹簧防震的马车，而老百姓喜欢五金制品和风箱；英国的羊毛制品在广东没有市场，但卖到京城以北的地方一定会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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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人的这种道德宣讲对乾隆爷来说，听着就不顺耳。大清怎么是落后的地方？正如乾隆所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朝廷允许向外国人出口是对他们的一种抚恤，因为他们央求购买中国的商品，这表现出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的仁义。你们对商业重视，我大清也不差。在天津过来的大运河上，你们不是看到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景象吗？实际上，广州从事贸易代理已经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凡与贸易有瓜葛的官员都获利匪浅，一点也不比英国商人的地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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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陆贸易相当发达繁荣，这是晚霞沐浴的港湾，停满了过往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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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马嘎尔尼没有得到任何期盼中的共识与特许。这个结果不仅取决于乾隆皇帝与大清朝廷，也取决于当时的消费者：大清的臣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西方的消费观念，不追求洋品牌，更不懂得借贷消费。另一方面，英国也没有生产出什么让中国人非买不可的东西，没有五金制品与风箱，日子照样过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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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的书中显示，英国人其实看懂了两国的这些差距。他们最后的希望，是皇帝能够特许在北京留下英国使节，传播国际贸易理念，管理和外国通商这件事。英国人应当有资格和大一统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在广东仅与“十三行”纠缠。然而这个希望还是不现实。使团与乾隆皇帝见面一个月后，和坤和中堂亲自跑来和马嘎尔尼说使团可以离开中国了，他顺便带来了乾隆皇帝给英王的复函。马嘎尔尼感到自己关于贸易利益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时间展开讨论呢，因此还想滞留几个月。和中堂却委婉而又坚定地表示：这里已经没有你们的事了，入冬北京的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合，将来交了霜降，天气突然要冷得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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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4年10月初起乍凉的秋风中，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着他的使团，悻悻然走出了北京东城门。英国人并没有因为一次出使不利而气馁，在战胜了拿破仑法国的第二年，即1816年，英王又派出了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再次到北京，希望谒见嘉庆皇帝。他们的命运比第一个使团更不济，嘉庆皇帝以礼节问题为由拒绝与勋爵见面。和中堂当年的告诫确实另有所指，北京的天气对英国人来说越来越冷得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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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暗淡无光的出使，本来没有什么好提的。不过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大英图书馆偶然发现了阿美士德勋爵带给嘉庆皇帝的这张国书。它有46英寸电视那么大，周围精心手描了花边。在退还这张国书时，阿美士德潦潦草草地在一个信封上写了几个字：“这是摄政王给中国皇帝的原信。我没有机会递交。”从此，中英上层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就像这封国书，被锁进图书馆的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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