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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英国下院就外交事务进行辩论的场面。中间站立者就是在两场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巴麦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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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甸与马瑞森，用商业理性稀释了人类慈悲的本性，对贸易的后果即鸦片的毒害麻木不仁。巴麦尊勋爵援引严肃的法律，通过合理的程序，把军舰开到了广州。他保障英国公民的人权，却用武力践踏了另一个国家的人权，失去了国际道义。从这个面向来看，鸦片战争不但证明“亚当·斯密问题”是个歧论，而且延伸了这个难题：理性和人性的纠结，在国际争端中更加难以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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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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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错过了转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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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令英国人兴高采烈。首先，对华贸易的垄断变成“大自由”——广东十三行解散了，那些让英国人在国内顾忌的制约，如议会辩论、行业协会、立法与舆论等，在中国都没有，商人们除了怕社会动乱，其余无所顾忌。原来粤海关的官员趾高气扬，唯我独尊，西方商人想见一面都难上加难。现在从南京到广东，衙门门槛似乎削平了，朝廷的老爷们点头哈腰，唯恐洋人不满意。用武力打出的不平等条约，把原来中外不平等调了个个儿。这不仅震慑了大清，也惊醒了周边国家。1853~1854年，美国的帕里船长带着一个小舰队驶向东京湾，要求与日本开展自由贸易。日本想到了中国不久前的难堪，完全放弃了抵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人的开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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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朝廷来说，《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沮丧，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了财政金融上。最可恨的是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在20年内增长了一倍。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烧掉了两万箱鸦片，到了1860年，据海关记录，当年进口了5万箱，白银因此加速外流。第一次鸦片战争共赔偿2 100万两白银，凭空增加了朝廷支出，推高了财政亏空与税收负担。“五口通商”，贸易兴旺，随之而来的是外国银币在沿海地区的广泛流通，渗透华东华南市场，大清的货币主权日益假手外夷。苦命天子咸丰当政11年，面对的是财政金融的一片混乱。这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私下预言，这大清朝的气数恐怕超不出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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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1861年成立于北京，大门上挂着“中外禔福”的匾。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位于旧东堂子胡同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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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处于低谷，但低谷也有可能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同治年间的朝廷有机会以政府为主导，引入银行借贷和控制货币发行，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拉近与英国、欧洲金融的距离。即便没有政府银行的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户部也可以将政府税收、铸币、借贷、用资等活动统筹，操控本国财政金融。说到底，这就是把控制财政金融的权力先赏赐给朝廷自己。到同时代的日本做个观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机会，大清没有抓住，一心想成为“亚洲的大英帝国”的岛邻，倒不失时机，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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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日本的货币财政，和大清存在着相似的体制，发行分散自由，财政管理松散。但不同的是，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阶层掌控的政府就和国内传统的信贷机构（如同中国的钱庄、票号）存在大量借款往来，国民债务有传统的文化认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四年后，财政部派出一个大的代表团考察西方，包括英国、比利时与法国的财政管理与中央银行。随后的10年里，日本人将国家财政集中到中央管理，大胆通过传统银行向民间借债，赎买封建武士阶层的土地，推动工业化。结果很快财政债票泛滥，物价高企，农业经济受到打击。1882年日本中央银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统一监管货币发行，严厉约束政府发债规模。中央银行还在英资银行的协助下推出立法，整顿新兴的国民银行，学会了调节国际汇兑。到190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已经在货币经济中居中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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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为国富民强选择了不同道路，金融的现代化使日本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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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西方史学家谈到大清“同治中兴”，也会用“维新”（restoration）这个词。大清“维新”的整体特征，从有为的角度看，军事、工商、外交，可圈可点；从无为的角度看，在财政货币领域，政府拒绝接受、也没有能力接受自己作为“推动者”的责任，它也没有为私人部门创造一种环境，去有效地应对来自外资和海外金融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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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间金融此时“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就是来自繁荣的国际贸易的机会。过去，在对华贸易中提供支付汇兑的主要是在英属殖民地印度的英资银行。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加尔各答与孟买基本上成为对华贸易的金融中心，那里的银行为贸易商开出汇票，代理英国进口商支付购买，同时又代理出口商将贸易利润在英国投资。银行业当时是除鸦片与棉花进出口外盈利最丰厚的行业。上海、汉口、厦门、福州等城市的开埠马上吸引了这些金融家的眼光，他们紧随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将银行设在了这些贸易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家门口。密歇根大学的墨菲教授这样分析他们的心态：“如果说印度很富有，那中国就是更富有，更迷人。印度，以及西方人后来在南亚的布局，可以说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它们是西方人进军中国的跳板。”银行家现在的梦想，是把在孟买的金融中心移植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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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1842年成立于印度孟买的新银行——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在中国叫丽如银行，它三年后把总部移师到伦敦，拿到了皇家特许经营权）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首开先河，在上海开办了分支机构。到1848年，英国人在上海城外江边的租地已经扩张到2 800亩。从此，英资银行就在此扎堆儿设立分支机构，包括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1855年的有利银行、1858年的印澳华渣打银行以及1865年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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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英资银行抓住了国际金融的机遇，中国的钱庄、票号亦分享了其中的利益。中外金融机构很快意识到它们相互之间并非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到1860年左右，受到太平军搅扰的江浙富人纷纷向上海转移财产。大批钱庄没有在上海的老城扩张，反而加入到城墙外的洋人租地，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大清朝廷根本没有国家金融政策和国民银行制度，致使传统金融机构把外资银行看成了融资的靠山，犹如英国的商业银行依赖英格兰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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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打入上海的东方银行在印度很有实力。借助强劲的亚洲贸易，几年内它的资本金就翻了一番，1860年它派发出了16%的股息分红，使其成为在伦敦回报第二高的银行。我们已经知道，此时的英国银行业离1844年《银行法》实施只有十几年，银行的大批倒闭时有发生，而作为一家股份制的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仍在尝试如何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在东方出现一家强大的地方银行，令伦敦城另眼相看，当时的《北中国先驱报》直截了当称其为“远东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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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1879年发行的一张纸币，保留至今，弥足珍贵，在2011年拍出了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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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昙花一现。华洋第一次联手内外贸易的好景不长，外资银行首先出了问题，起因之一是全球的棉花贸易危机，上海无辜地被卷入一场严重的贸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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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印度围绕着英国的供需进行产业布局。它既是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又是英国棉制品向中国及亚洲出口的中转基地。19世纪初，印度基本左右了棉花价格。但很快美国加入了竞争，价格更低，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更乐于从美国进口，而且以更低的价格向世界出口。但是到了1860年，有两件事让印度以及中国的市场出现了大繁荣。其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刺激印度加大棉纺织业投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将会大量进口洋布。其二是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棉花出口大幅度下降，印度的棉花重新受到英国人的青睐。中国此时也开始出口棉花，在中印英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势头，银行业的汇兑贷款业务当然也跟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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