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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1879年发行的一张纸币，保留至今，弥足珍贵，在2011年拍出了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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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昙花一现。华洋第一次联手内外贸易的好景不长，外资银行首先出了问题，起因之一是全球的棉花贸易危机，上海无辜地被卷入一场严重的贸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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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印度围绕着英国的供需进行产业布局。它既是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又是英国棉制品向中国及亚洲出口的中转基地。19世纪初，印度基本左右了棉花价格。但很快美国加入了竞争，价格更低，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更乐于从美国进口，而且以更低的价格向世界出口。但是到了1860年，有两件事让印度以及中国的市场出现了大繁荣。其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刺激印度加大棉纺织业投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将会大量进口洋布。其二是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棉花出口大幅度下降，印度的棉花重新受到英国人的青睐。中国此时也开始出口棉花，在中印英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势头，银行业的汇兑贷款业务当然也跟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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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印度孟买港口堆积的棉花包，由于供过于求，出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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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连续几年乐享着高回报。但是转眼之间到了1865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便宜的美国棉花又回来了。从印度出口的棉花价格当年就转头大跌，第二年又掉了30%。价格一掉，贸易企业先倒闭，跟着几天之内，在中国有几家分支银行跟着宣布停止正常信贷与承兑。做棉花出口贸易信贷的汇隆银行首先顶不住了，老板关门跑路。当年的金融市场没有什么商品衍生产品，也没有金融大鳄，危机传导的路径很简单，一场美国棉花价格战演变成上海滩上的银行停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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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受到进口棉纺织品冲击的中国传统的丝织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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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英国正在整治国内中小银行的盲目发展，英格兰银行于1868年把对小银行的再贷款利率提高到6%~10%。这意味着美国棉花带来的商品价格冲击还未解脱，资金市场上的供应又发生紧缩，成本上扬。接着，英格兰银行在1871年宣布采取金本位制，欧美数国纷纷效尤，导致白银价格应声下跌。印度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使用白银货币的主要国家，金本位制对这两个国家不啻是一场噩梦。雪上加霜的亚洲银行禁不起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1865~1866年，在香港经营的11家银行有6家倒闭。先到中国开业的英资小银行也一家一家撤出了上海市场。只有一家银行逃脱了破产的命运，它就是今日渣打银行的前身——印澳华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在棉花危机后的1865年才成立，它反倒成为行业整合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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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庄、票号因为有内陆市场，在这一轮全球危机冲击下生存下来。19世纪60年代的危机过去后，世界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代，新技术新机构层出不穷。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启用缩短了欧亚航运路程。1871年在中国的西方银行已开始使用电报联系。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不但在全球，而且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传统金融更显分散弱小落后。它们没有像英国的同行那样可以得到政府国民债务业务，国际贸易领域留给它们的机会也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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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现代金融发展的契机，无论是在紫禁城的朝廷，还是沿海的传统金融机构，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金融要想转运，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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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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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从财政金融谈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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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派团队到西方考察学习财政金融，大清却不用，他们坐在家里，就会有西方人把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引进来。泱泱大国与岛邻小国的做派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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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与本事，到别人家里做客时间不长，就能长篇大论，不但谈自己家世，还能对你家里的事提出许多意见与建议。今天到海外的西文书店里，摆在架子上议论中国长长短短的书籍，肯定比在中国书店里看到的相反相配的文字多得多。中国人也很早就养成了习惯，喜欢听外人怎么说，然后可以批评他们多么的不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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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习惯的建立离不开一位英国绅士，他就是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1835~1911）。与他同时在华的还有许多西方人，如发明了韦氏拼音的汤马斯·威妥玛（1818~1895）、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卫三畏（1812~1884）、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都曾向国人传播过西方财政金融知识，并给朝廷提出过大量的改革建言。赫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大清的二品大员，是“体制内”之人，和当权高官能直接说得上话。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由于他们的介绍，大清末年朝廷对西方经济金融知识知之甚多。我在剑桥学习时，有一位教授就以结论性的口气说，赫德是向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由于他的努力，大清对英国金融制度的理解已经没有太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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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工作台前，他是1890年伦敦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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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于1863年被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聘用，在总税务司的职位上做了48年，时代跨越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他帮助大清海关建立了西式管理体制，清廉有效，到19世纪末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在大清官员眼中，赫德诚恳、绅士、敬业，对中国具有同情心，明确要求在海关服务的外国人忠实于自己的大清雇主。在英国，他被认为是海外服务的典范，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爵士（Sir）和准男爵（Baronet）的封号。以其权力及个人魅力，他为中西军事经济冲突做过出色的调解缓冲。1865年他写了《局外旁观论》，揭露了大清朝野的种种弊端，提出对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改革建议。他善于利用自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建立新式教育，开发现代智力。中国第一个翻译局“同文馆”就是在赫德的支持下诞生的，中国的第一批政治经济学译著就出版于同文馆。他和在华经营的英国银行有密切联系，为他们开展业务穿针引线。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赫德为安排朝廷战争借款不遗余力，创造了第一笔东方帝国财政接轨西方金融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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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例上看，赫德不但管理海关，也深深介入了大清经济的多元领域。他为大清带来了想知道的一些东西，但远远达不到帮助大清建立对现代金融制度的理解。一本研究赫德文存的书指出了他在中国的事业，是在东西冲突中寻找着艰难的平衡：“他始终在真诚地贯彻英国的意图——扩张贸易，推进西式‘进步’。同时，他很明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尽力帮助中国抵制了外国人不合理的要求。”无论他多么了解中国的现实，并同情中国的弱势，但他无法激励这个古老的皇朝从内部产生新的经济思考，更不要说鼓动起建立新制度的激情。带着外人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帮助大清在旧制度中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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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他们带来的有限、碎片化的财金知识，大清朝廷也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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