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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课堂上受了刺激，但他张罗的搞政府银行却完全不到位。中国通商银行虽然成立了，可它怎么给大清朝廷贷款？怎么为政府融资？怎么建立一个有信誉的货币体系？李鸿章不知道，他的金融课只是从门缝里旁听了几句。盛宣怀抱定“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通商银行宗旨，眼中只有股东、他个人和关联企业的利益。中堂大人对大清纵有“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梁启超语）的气概，也无法把一家商业银行拉上政府银行、发行银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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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了李鸿章的金融课，让我们来到另一个考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乡试。李鸿章在欧美出访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上了八股恩科试卷。乡试第二场的策题二问的是“镑亏”，朝廷已从求助外国政府转向招揽国内经济对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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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试卷上的庚子年指的是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当年恩科停考，等到第三年才得以“补行”。在旧时科考的体制中，乡试只是一个“中等学位”或相当于中专毕业，中了秀才的考生可以参加乡试，考中了就叫举人。当然这个名头的含金量和当今的学位不能比，有了它就具备了经过选拔成为官员的资格。这一年，从西安逃难回京的皇上，为参加江南乡试的恩正科第二场的“高中生”们出了几道经济策论考题，其中的策题二是“维国权策”，题目是：“各国改用金币始于何时？金价日增其故安在？主之者何人？若中国偿款用金亏损甚巨，拟亟策。”试卷还注明其他题目要套用八股，此题则不必。我们要记得，此时的中国尚没有西式大学，更未开办过经济系或金融系。皇上要从民间学子中寻求“货币汇率”良方，不耻下问，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镑亏”如芒在背，朝廷大员亟寻出路；第二，经济和货币学问成了选拔国家治理官员的必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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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博物馆收藏的一份“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科乡试”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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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镑亏”的问题由于战争赔款而激化，但其实银价下跌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中国人为此屡屡吃亏。在汇丰银行档案馆里，我看到1885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授权的招商局轮船公司借款合同，直接经办人是盛宣怀。当时英国人给了两个选择，或用金镑计价，利息为6厘，或借银还银，利息7.5%。盛选择了前者，招商局用银还金贷，结果银子在10年中不停地贬，吃了一次大“镑亏”。和大清本应“井水不犯河水”的英格兰银行，无形之中决定着每一笔借贷的输赢，这是它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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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出访英伦，和绅士银行家直接面谈，涉及议题广泛，不知中堂大人回国后如何与老太后及皇上分享。不过，从“镑亏”的乡试考题来看，金融知识在清末应当已相当普及。在一个新的百年肇始，大清朝廷终于不再彷徨，坚定地把一张“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牌照发给了自己。1905这个年头因此值得记住，因为“大清户部银行”就在这年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金融发展跨出划时代的一步。这家银行的开办宗旨，如户部奏报所言，是“现当整齐货币之际，亟赖设立中央银行为推行枢纽……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这家银行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大股东是户部，出资占总股本400万两中的一半，其他由商股认购。春秋战国以来近3 000年的历史中，户部银行不但是第一家政府出资兴办的借贷机构，也是第一家依据政府的法规——《试办银行章程》设立的银行。根据章程规定，它必须依据银行资本金限额发行纸币，而不能无限制地由朝廷发行官钞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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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分流来描述鸦片战争50年里中西金融的走势，重点其实在于探讨一点，即政府和立法在支持经济竞争与稳定中的角色。英国、德国、日本的道路，是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货币发行权力越来越集中。大清的中国在无意之中也从事着一种实验，看看地方、民间分散的管理，是否可能产生一种有效的货币金融体系，帮助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促进资本形成与积累。这个实验的结果绝对不理想。政府还是要做金融的第一位客户，首先使国家在世界上“信而可质”，才能帮助建立国内的货币银行体系，自立于世界金融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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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金融大潮合流的起因，与当年英格兰银行成立的原因很相似，都是因为政府缺钱。人穷则思变，政府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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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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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4章 集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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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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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应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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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一家政府银行有什么用吗？没有！历史留给大清变革的时间太短了，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共和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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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分权的皇朝，对货币统一、金融现代化的反应迟缓、漏洞百出。但是，打破了这个庞大低效的中央政府，引来了各方强人对政权的虎斗龙争，这对货币金融的善治才是不可承受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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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陷于政客、军阀混战的年代，世界也被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纪经济危机撕扯得七零八落。中国的问题是如何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权威，具有授权货币金融管理的合法性，并有实力与智慧，重建国家信誉，保护商人起码的生存环境。而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力量，防止战争灾难发生，避免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维护和平与经济稳定，保证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呼吁政治权力某种程度的集中，并对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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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债务、中央银行、钞票发行、银行体系，现在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小魔方。转对了，一切都会慢慢排列有序；转不对，于事无补，一切还是乱七八糟。魔方玩得最熟练的是英国人，美国人用了100多年，也转出了联邦储备制度。20世纪的中国人把它拿在手里，一时半会儿就把自己转得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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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新政权的财政只能依赖转动金融魔方。袁世凯就是一个疯狂的转手，耍弄金融的故事可以写满一章。举个例子，袁称帝短短三个月，就像当年的皮特首相命令交通银行和从大清银行改制而来的中国银行马上停兑现银，缘由是因为纸币的滥发而出现了挤兑潮。交通银行服从了袁的命令，结果受到重创。倔强的中国银行却表示“中央命令万难服从”，认为这是破坏金融枢纽，等于宣告国家破产。袁世凯的一次鲁莽的金融集权尝试遂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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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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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强权之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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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并不是从历史课本中，而是面对着西方咄咄逼人的气势，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世界上的“优等民族”。可是无论怎样奋争试图改变命运，“洛书河图”却再也没有出现，而西方手中却握着马克沁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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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在拼命地想了解西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为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简史，1895年他写出了一本《泰西新史揽要》；中国的驻外使节开始出书回顾自己的亲历亲闻，如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大使的曾纪泽，撰写了《曾惠敏公使西日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大多数正在寻求世界真相的知识分子，有段时间的路径依赖的就是这些小史、简史、使记。1898年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大量快速翻译了许多日文西洋著述，解释西学，中国人开始有机会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思想。不过这种“梁启超式输入”，其选择的内容严重受到日本人西学视角的局限。1898年，严复开始出版他的英文译作，一共译出了六大本，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本本如晴天霹雳，引起思想界和社会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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