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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一家政府银行有什么用吗？没有！历史留给大清变革的时间太短了，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共和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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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分权的皇朝，对货币统一、金融现代化的反应迟缓、漏洞百出。但是，打破了这个庞大低效的中央政府，引来了各方强人对政权的虎斗龙争，这对货币金融的善治才是不可承受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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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陷于政客、军阀混战的年代，世界也被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纪经济危机撕扯得七零八落。中国的问题是如何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权威，具有授权货币金融管理的合法性，并有实力与智慧，重建国家信誉，保护商人起码的生存环境。而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力量，防止战争灾难发生，避免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维护和平与经济稳定，保证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呼吁政治权力某种程度的集中，并对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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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债务、中央银行、钞票发行、银行体系，现在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小魔方。转对了，一切都会慢慢排列有序；转不对，于事无补，一切还是乱七八糟。魔方玩得最熟练的是英国人，美国人用了100多年，也转出了联邦储备制度。20世纪的中国人把它拿在手里，一时半会儿就把自己转得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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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新政权的财政只能依赖转动金融魔方。袁世凯就是一个疯狂的转手，耍弄金融的故事可以写满一章。举个例子，袁称帝短短三个月，就像当年的皮特首相命令交通银行和从大清银行改制而来的中国银行马上停兑现银，缘由是因为纸币的滥发而出现了挤兑潮。交通银行服从了袁的命令，结果受到重创。倔强的中国银行却表示“中央命令万难服从”，认为这是破坏金融枢纽，等于宣告国家破产。袁世凯的一次鲁莽的金融集权尝试遂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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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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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强权之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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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并不是从历史课本中，而是面对着西方咄咄逼人的气势，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世界上的“优等民族”。可是无论怎样奋争试图改变命运，“洛书河图”却再也没有出现，而西方手中却握着马克沁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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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在拼命地想了解西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为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简史，1895年他写出了一本《泰西新史揽要》；中国的驻外使节开始出书回顾自己的亲历亲闻，如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大使的曾纪泽，撰写了《曾惠敏公使西日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大多数正在寻求世界真相的知识分子，有段时间的路径依赖的就是这些小史、简史、使记。1898年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大量快速翻译了许多日文西洋著述，解释西学，中国人开始有机会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思想。不过这种“梁启超式输入”，其选择的内容严重受到日本人西学视角的局限。1898年，严复开始出版他的英文译作，一共译出了六大本，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本本如晴天霹雳，引起思想界和社会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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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一架子的图书，尚不足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英、美等国文明启蒙的过程，无法辨别判断英国人的“以仁慈、自律、契约美德为代表的文明”，与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式文明”，或美国人的“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文明”之间有何区别。缺书少议，他们无缘分享马克斯·韦伯后来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宗教文化起源，也还没有听说马克思分析的阶级分化与斗争。在帝国主义兀然冒起的时代，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一切“善”与“恶”，“文明”或“野蛮”，在中国人眼中都凝聚成简单的两个字：“强权”。这个英文单词“power”，用在西方人身上是极端负面的，它代表了列强（Western powers）以实力在中国强行攫取各种特权（privilege）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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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洋人相遇在北京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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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甲辰年（1904年）翻刻的《天演论》，此书经过无数次再版，在中国社会与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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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把“power”这个单词归结为现代西方的本质，“求富求强”在中国就成了一种理念和信仰，变得非常powerful（强势）了。严复1898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对“求强”观念进入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76年，22岁的严复来到伦敦，在格林尼治帝国海军学院学习了三年。他深为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所触动。愤于中国被西方“弱肉强食”的现实，严复在《天演论》中把达尔文的自然世界“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欲以此世间大势为警钟，震醒仍在历史睡梦中的国人，以“争”求“适”，以“适”求“强”。这8个大字一出，西方列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被定格为“适者”和“强者”，中国人要抵抗西方的欺侮，也只有一条路，即“进化”之路。东瀛日本是一个鲜活的榜样，它只用了30年时间，就“脱亚入欧”，打败了腐败保守的大清海军，还喊出了“大东亚共荣”的口号，战胜了欧洲强国俄国，企图有朝一日把西方列强赶出亚洲，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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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在世界进逼东方的生死关头，为中华民族的“保种图存”指出了一条生路，其历史功绩光照日月。但是严复的翻译做了一个重要的切选，对国人看待西洋史的误差也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演一书的英文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 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在186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之后，英国有一派学者将此学说应用到人间社会，企图证明社会发展也遵循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其著名代表人物叫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同时也是抵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斗士。他1893年在牛津大学罗马尼斯讲座上做了一次通俗讲演，公开宣传他的进化观与社会伦理观，就是后来辑成的同名大作。赫氏认为人类的进化不应同类于动物世界，在不断自我改进的同时，必须要加入“道德”与“政治”的元素。他的主张是对英国启蒙文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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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道德上最好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善和美德……它要求自我约束，而不是冷酷地自行其是；它要求个体尊重并帮助同伴，而不是踢开或蹂躏其竞争者；它的目的，与其说是适者生存，不如说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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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氏在英国皇家学院讲演时的版画，坐在前排的竟有戴帽子的土耳其人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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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斯讲座开创了学者对公众讲演传播知识的风气之先。赫胥黎的讲演，首要矛头所向并不是帝国主义在海外的“优胜劣汰”，而是资本在西方世界内部对弱势群体的冷酷虐待。“使社会适于尽可能多的人生存，使环境尽可能适合人类的生存，避免人类为适者生存大动干戈，走向战争，重新沦为动物一样的荒蛮时代。”这些才是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严复只切选了赫氏原著中关于进化论的那一部分，并加入了宣扬“斯宾塞主义”的按语，这就偏离了原作者对强权的批判，要建立人类美好社会的初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严复和他所影响了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生存有意识的偏离。在那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西洋与东洋的政治、外交、经济，都选择偏离了启蒙文明的初衷，而且表现得比中国更为严重。从“勤劳致富，信守承诺”诞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现在走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向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所有不“适”的贫弱国家与地区，“进化”，被等同于弱者为体力与智力的强者让出资源与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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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时代的特征，俄国的革命家列宁在1916年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是中国人曾经非常熟悉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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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垄断组织与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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