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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几个本土金融精英圈都有交叉的另一个群体，是钱庄、票号里的“大行家”。他们对新式银行管理并不熟悉，但具有对本土经营环境的理解与适应，这是洋行看中的特质，也是其他精英圈所欠缺的。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聘用的第一位华大班，既非海归，亦非买办，而是曾任上海咸康钱庄经理的陈淦。他和“洋大班”美德伦搭帮，为通商银行的落地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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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中国早期工业化历史的美国教授费厄沃克在谈到盛宣怀时，曾引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企业家能量”，具体说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决策果断、创新进取的活力。而这些活力是西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认为中国19世纪末的企业家、金融家，也具有这样创新进取的“活力”。但是他们进取的结果，却又引出费教授的另一段评论：“儒家官员们把西式企业引入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断地尝试，但始终无法和开埠城市的商人们相辅相成，获得商业成功，反而各拼其短，招致失败。”这段话用来评论盛宣怀在通商银行的作为并非完全客观，但使今天的历史看客想明白了一件事：若是时代的风向不对，再聪明的人也是各拼其短，进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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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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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李鸿章的金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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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1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改革”的年代，在政治、外交、经济、立法各个领域，新旧势力剧烈冲突，东西文明争锋斗法。首轮刺激来自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马关条约》，愤怒的学子们为变法“公车上书”，朝廷也出现了求变的呼声。第二轮是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激励和辅佐下，搞了震惊朝野的“百日维新”。最重要的一轮发生在1901~1911年，史称“十年新政”，大清朝廷被迫顺应时势，废科举，兴新学，开民智，申民权，推立法，引西制。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虽然在武汉有械斗，但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基本是一次缓慢持续的改良。这三次冲击像是在背后打了几巴掌，中国人向前一趔趄，抬头就遇到了西方现代世界正视的目光。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不停地冲击东方的河道，现在到了一个合流同往的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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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世纪之变中有一段逸事，主角是年逾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1896年，他头顶“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的名衔，出访欧洲诸国及美国。无意之中，这成了大清高官迟来的一次海外游学，特别有意思的是安排李鸿章来到了西方金融系的大课堂。此事在中国绝没有像在西方报道的那么热闹，但也有精妙文笔，留下许多中堂大人的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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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使的官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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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政府其他地方大员相比，李鸿章的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在1875年的“塞防”“海防”之辩后，左宗棠跑去和汇丰借款，增强了楚军在新疆的防务实力。而李鸿章直到“甲午战争”打起来了才仓皇想到求借洋人。他的洋务运动，借款投资，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除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什么金融主张，更没有文字提及中堂大人在动员资金方面具有与其动员军力并驾齐驱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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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国人皆斥的“卖国贼”李鸿章，代表太后和皇上，在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诺赔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国无外交的苦果。本来以为这位大清一等能臣到了“下课”的时候，没想到老太后又降旨非要逼着他出一回洋。1896年5月，李鸿章带着在日本“中枪”尚未复原的老身，出任致贺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正使，出访英法德俄美五国。外电报道中曾提到，这是大清国重臣降贵纡尊，各国都用最隆重的仪式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外交小旋风。然而只有李鸿章心里明白，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列强在财政金融方面对大清朝廷高抬贵手，以保佑对日失败后的朝廷能迈过支付战争赔款这道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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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肩上背着几个沉重的包袱，第一个要抖开的就是与列强商议，将对华出口贸易税从5%提高到10%。当时大清的关税收入，已将近每年3 000万两白银，为“赔偿”甲午战争，朝廷又背上了新债，未来20年的海关税收都做了还款担保。这提高中国进口关税应当是大清的内政，但是当年清政府却无权自主决定。原来，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早就规定，中国的海关关税是抽5厘，朝廷已经被迫放弃了自主权。这个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已经50多年没变过。现如今要提高此税率，还必须得到签约列强的同意。英国当时的首相沙士伯雷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听了李鸿章的陈说，和颜悦色地回答：你们想加税，可以呀，但大清必须承诺“遍开内地，尽除阻阙”，“华必遍谕地方官，保护内地英人之性命产业，商埠必宜广辟”（见当年伦敦华文新闻报道）。李鸿章深知，要打通内地商埠，他既无朝廷成命，亦未必能见实施，这诚比在国外与虎谋皮更难。李鸿章就是巧舌如簧，也赢不了与英方各界的辩论。当年的报道，读来犹如学生进了论文答辩考场，大人理薄词短，洋人教训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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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在伦敦与首相沙士伯雷侯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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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英尴尬难解之际，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正在上海的《时务报》上连载他的《变法通议》。就提高关税之议，他作了一篇《加税论》，里面说：“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与我同；其见贻见劫，而误载税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日）与诸国换约，无以异于他国”。梁大声疾呼：日本一小国尚能做到自立，大清国一品大员，在洋人面前连提修约都不敢提。列强将我大清私权变公权，盛气凌人，可恶之至。中国不务自立，欲倚他人，自招其辱，亦愚弱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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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但低声乞求增关税，而且抱着更大的希望，想借英国之力排解“镑亏”，这是他背负的另一个大包袱。大清自1870年欧美各国转向金本位后，一直在借金还银上吃银价下跌之苦。李鸿章认为金价日增，债台之主就是英国人，俄法德虽在还款金银比价上说得好听，不过是空口人情，只要英国人不同意，“镑亏”就无解。甲午之战对日赔款2.3亿两，日本人坚持要用“金镑”计价，如加入未来银价对金镑的贬值，那五年的赔款额就可能增加一倍。李中堂万般无奈，幻想由中国与日本共同锁定金银兑换价，给以三五年的时间，使中国的赔款额能相对固定。认识到日本人是不会对大清发这点慈悲的，李鸿章就看看英国首相能不能行行善，让中英间贸易按固定汇率结算。对此，英国人的回答给“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的李鸿章又上了一课。他们说，这固定汇率水平哪里是谁能说了算的啊？银行说了不算，首相说了也不算，这事得上议院辩论。但议员听谁的？还是要听英国大商家的。而英国商家当然要以英国的利益为重，固定汇率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哪国不是如此计算的啊？几句话，把李中堂噎得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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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中堂大人气喘吁吁的包袱是外债成本，如果能降低1厘，都是大清和百姓的福分。在伦敦时，两家大的商业银行大肆铺张宴请大清第一重臣。汇丰银行主席假座海德公园的水晶宫，门外车马喧腾，宫内簪缨云集，主宾三百人，觥筹交错。中堂目睹银行的张扬，起身赞誉汇丰银行主席说：你们在中国赚了大钱，在中日鏖战之际借给了我们钱，真是太有眼光了。如此“才猷练达，性情慷慨，品行端方，举之以充总理，其行立见大兴”。言下之意，是以一行之势比附了一国之兴。但是汇丰可不会因为这样的恭维给大清面子，它借给英政府国债的利息只有2.5%，比借给大清政府的利息低了一半还多。李鸿章在这次宴会上被主人告知这个数字，心中可真是打翻了五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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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时，他和巴黎大银行的总裁也有这么一次窝心的对话。在金碧辉煌的会客厅里，李鸿章像是一个做小买卖的人，低声悄悄地问总裁：大清想跟你们借点钱，能不能不要“与国政相关”？总裁说：好哇，我也想这么干，我借你一大笔，利息还低。李听了就急急地要求：那咱们今天就把它办了吧？总裁回言：那不行，我们这里办事有程序，要通过众人审批。想必这一句话，凉了中堂大人的心，他又愤愤地问：如果我们还不了你们银行的款，贵国会不会发兵船代索国债乎？总裁一脸无辜，回复说：寻常贸易中人，岂能遽请皇家发兵讨债？话已至此，李鸿章怨愤仍未发完，又提起一个新的话头。他问道：为什么你们给俄国借钱不要质押，但偏要扣抵我们的海关税款？这个问题不是自讨没趣吗？总裁狡黠地回答：俄国声名，颇觉信而可质；你们大清的事儿，苟无可信，法人又不能全信，没有抵押，就没人愿意掏钱，你说怎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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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太让人狼狈不堪！李鸿章恍然大悟，原来列强不只倚重洋枪洋炮，银行以一支千钧力笔，运筹帷幄，照样挥斥大清。银行家看上去彬彬有礼，其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私密的客厅里，中堂以为自己就是在上书房，与几个人悄悄谋划一下就行了，其实这些人身后总是人影憧憧，不是政府议会，就是兵船枪炮。回想起自己搞洋务20多年，从未把西方银行家看在眼里，中堂大人一定是悔恨交集。大清必须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就不信中国没有与西方抗衡的财力。1896年底访英回国后，正赶上盛宣怀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在朝廷据理力争。李鸿章自然是毫不犹豫，和光绪朝革新派官员、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一道，以重权之势力挺盛宣怀之议。通商银行招股时，中堂大人的儿子李经迈还解囊两万两，以显示对父辈事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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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课堂上受了刺激，但他张罗的搞政府银行却完全不到位。中国通商银行虽然成立了，可它怎么给大清朝廷贷款？怎么为政府融资？怎么建立一个有信誉的货币体系？李鸿章不知道，他的金融课只是从门缝里旁听了几句。盛宣怀抱定“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通商银行宗旨，眼中只有股东、他个人和关联企业的利益。中堂大人对大清纵有“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梁启超语）的气概，也无法把一家商业银行拉上政府银行、发行银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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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了李鸿章的金融课，让我们来到另一个考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乡试。李鸿章在欧美出访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上了八股恩科试卷。乡试第二场的策题二问的是“镑亏”，朝廷已从求助外国政府转向招揽国内经济对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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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试卷上的庚子年指的是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当年恩科停考，等到第三年才得以“补行”。在旧时科考的体制中，乡试只是一个“中等学位”或相当于中专毕业，中了秀才的考生可以参加乡试，考中了就叫举人。当然这个名头的含金量和当今的学位不能比，有了它就具备了经过选拔成为官员的资格。这一年，从西安逃难回京的皇上，为参加江南乡试的恩正科第二场的“高中生”们出了几道经济策论考题，其中的策题二是“维国权策”，题目是：“各国改用金币始于何时？金价日增其故安在？主之者何人？若中国偿款用金亏损甚巨，拟亟策。”试卷还注明其他题目要套用八股，此题则不必。我们要记得，此时的中国尚没有西式大学，更未开办过经济系或金融系。皇上要从民间学子中寻求“货币汇率”良方，不耻下问，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镑亏”如芒在背，朝廷大员亟寻出路；第二，经济和货币学问成了选拔国家治理官员的必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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