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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市民对银行进行抗议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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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重重金融统治最底层的，无疑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也包括了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从1860到1910年，英国对北美和西欧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增长几乎停滞，同期在大英帝国内的殖民地贸易却增长了近5倍。英国的金融资本，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干脆直接投资于未开化国家，这摧毁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而资本利润汇合着贸易利润，则滚滚流回了资本的母国。列宁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不单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美国、俄国都加入了对外投资的行列。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越来越大，被列宁看作是帝国主义腐朽、过度成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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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在乎清官在后面的惊叫。画中的法国姑娘文雅地看着，因画家是个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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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朝野跌跌撞撞，终于跨入现代金融业大门的年代，西方世界正在经历另一次蜕变。那个曾经为政府和皇室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城，现在的举止行为却越来越像后者的主人。不会再有西方人的政府代表团来访，也用不着枪炮，只要用钱，用资本，就能打开内陆的国门。驻华的公使馆总是围着商业利益团团转，列强为争夺在铁路、矿山、航运、纺织这些基础行业的投资，打得难解难分。更多时候，国际资本也会互相联手，以突破清末民初政府可能推出的任何干预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资本输入的抵制。中国已经沦为各国势力——西洋的与东洋的——争夺权势范围的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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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有一个大清政府，即便它在京师的中央缺乏实权，各个地方离心离德，各自为战。大清覆亡，民国成了各路革命家和军阀的政治试验场，中国人自己为各种名目的“求富”“求强”混战不休。被《天演论》唤醒的一代人，寻寻觅觅，奔波在古老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轨的路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财政金融的权威，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以对付列强的经济压迫，希望更加渺茫。中国的财政金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中外强人攫取权力、改朝换代和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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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强权”这个词的进化论基础引入中国十几年之后，严复对西方之“强”却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他最后的思想取向，实际是对天演论的否定：中国绝不应追踪西方300年来之进化，而应把我们国家民族的一线命根，悬于数千年来先王圣哲教化的四书五经、仁义理智。或许此时重译赫胥黎的书，他会在天演论进化之后，加入原著的“伦理学”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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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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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梁财长的改革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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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终于可以回到他阔别14年的北京城。此时大清和皇上已成为明日黄花，等待他的是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和望其出山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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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梁启超不到40岁。在外人眼中，站在从神户驶向祖国的海轮上的他，可能是位踌躇满志、激情满怀的政治家。但是在给长女令娴的信中，又可分明看出他内心对前途的不安：“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唯觉日长如年。”回京不到月余，他就发出“居此五浊之世，吾实厌此社会”、欲“谢绝一切，以自苏息”的感叹。然而为了国家建设，他决定再次投身于中国的政坛。那个他最为看中的位子，是民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京城的政治舞台上，梁启超腾挪跌宕了五年，直到1917年段祺瑞主政内阁，财长之职才得以如愿以偿。为了在这个位子上展开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大计，完成“夙昔所怀抱”，他已经准备了将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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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财政部长——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左膀右臂、中国早期宪政派的思想旗帜、新闻报业的开拓先驱、清华研究院的第一批教授，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过深刻鲜明的印记。与这些称谓并列，他应当得到另一个荣誉：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是的，此荣誉非梁莫属。在梁启超留下的1 400万字的文存中，有四五十篇专门谈经济的文章，涉及财经的文字，仅在1910年就以百万计，显示了梁启超对现代金融制度与功能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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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目光中透露出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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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达人已经展现出新式的理财观念与实干才华。官商名流如盛宣怀、周学熙、张謇，他们的成就不用多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一个深通税务财政的专家。他的仕途从天津税务衙门起步，1906年在任时他曾以光绪皇帝的圣旨，挑战赫德的行政权威，力主收回海关治权。1913年，他参与了袁世凯向西方诸国“善后借款”的谈判，1917年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财政总长。在财经界名声显赫的人物还有伍廷芳、熊希龄、梁士诒等人，他们的出身不是点了前清的翰林，就是持有海外学位，在政坛上都曾握有重权。相比之下，梁启超学历不足，人脉不深。然而是他系统设计了一个大方案，将财政与中央银行联结起来，试图以国家信用促债券市场发展，强调兼用内债与外债，并推进由中央银行集中统管货币发行。这就足以让他跨过其他人，站在中国现代金融起步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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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长对财经问题的关注，可以往前追溯20年。他曾在自己任主笔的《时务报》发表过两篇财经专论，该报高峰时发行超过1.7万份。其中的第一篇评论——《论金银涨落》，出现在1896年。23岁的梁启超，正在从国际视角向公众解释大清面对的金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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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俩币国，厌两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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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今天读起来有点拗口拮牙，却勾勒出一幅海外货币市场全景图。这个时代，全国的精英都在睁大眼睛看世界，关键是他们看到了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货币”“银行”这些词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公共视野，各行各业都在谈金论银，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上带有“钱”（money）这个词的杂志超过了200种。在大家都看到的列强利用金融对中国进行掠夺的同时，梁启超还看到了一个正在动荡整合中的西方金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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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西方原著的日译与日本新学，思想为之一变。他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造就中国的“新民”，他的重点，首先在于传播现代的政经理念。1902年，严复出版了他的译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更便利了梁启超“恶补”自己的财政金融知识。从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读起，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最后是亚当·斯密的四卷巨著。梁启超由此自学粗通了货币和资本，以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他以飞快的笔速，把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传播回国内。1906年，大清朝廷派出五大臣海外考察宪政，熊希龄出任随团参赞，他穿针引线，请梁启超代拟考察奏章。梁启超同时交予他们一篇《中国财政改革私案》，不料被大臣们丢弃在日本，流落在旧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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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梁启超在日本初期，他任职内阁总理大臣，头像上了日本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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