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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达人已经展现出新式的理财观念与实干才华。官商名流如盛宣怀、周学熙、张謇，他们的成就不用多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一个深通税务财政的专家。他的仕途从天津税务衙门起步，1906年在任时他曾以光绪皇帝的圣旨，挑战赫德的行政权威，力主收回海关治权。1913年，他参与了袁世凯向西方诸国“善后借款”的谈判，1917年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财政总长。在财经界名声显赫的人物还有伍廷芳、熊希龄、梁士诒等人，他们的出身不是点了前清的翰林，就是持有海外学位，在政坛上都曾握有重权。相比之下，梁启超学历不足，人脉不深。然而是他系统设计了一个大方案，将财政与中央银行联结起来，试图以国家信用促债券市场发展，强调兼用内债与外债，并推进由中央银行集中统管货币发行。这就足以让他跨过其他人，站在中国现代金融起步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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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长对财经问题的关注，可以往前追溯20年。他曾在自己任主笔的《时务报》发表过两篇财经专论，该报高峰时发行超过1.7万份。其中的第一篇评论——《论金银涨落》，出现在1896年。23岁的梁启超，正在从国际视角向公众解释大清面对的金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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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俩币国，厌两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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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今天读起来有点拗口拮牙，却勾勒出一幅海外货币市场全景图。这个时代，全国的精英都在睁大眼睛看世界，关键是他们看到了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货币”“银行”这些词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公共视野，各行各业都在谈金论银，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上带有“钱”（money）这个词的杂志超过了200种。在大家都看到的列强利用金融对中国进行掠夺的同时，梁启超还看到了一个正在动荡整合中的西方金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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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西方原著的日译与日本新学，思想为之一变。他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造就中国的“新民”，他的重点，首先在于传播现代的政经理念。1902年，严复出版了他的译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更便利了梁启超“恶补”自己的财政金融知识。从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读起，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最后是亚当·斯密的四卷巨著。梁启超由此自学粗通了货币和资本，以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他以飞快的笔速，把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传播回国内。1906年，大清朝廷派出五大臣海外考察宪政，熊希龄出任随团参赞，他穿针引线，请梁启超代拟考察奏章。梁启超同时交予他们一篇《中国财政改革私案》，不料被大臣们丢弃在日本，流落在旧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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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梁启超在日本初期，他任职内阁总理大臣，头像上了日本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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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东瀛编写普及版财经常识之际，在中国从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的西方列强，已经迫不及待要将大清推上货币经济的集权轨道。没有国家信誉，货币缺乏集中掌控，金银汇率不稳定，这些中国特色，使西方人深感不安，贸易向内陆的扩张存在巨大的障碍和风险。1903年，总税务司赫德提出了一个改制方案，想让大清的银本位制与金镑挂钩，以建立“金汇兑本位”，不过他没能成功说服大清朝廷。在列强的一再督促下，1904年初，大清又敲开了美国的门，请求它派出专家，帮助设计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根据其主笔教授Jenks的名字，这个方案被简称为“精琪方案”。当年6月，洋方案跟随主人来到了中国，却遭到朝野的一片反对。主张铸币权分而置之的张之洞，还在报纸上与此方案打过笔战。欧洲各国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美国人单方设计的“精琪方案”也颇多异议。在中国折腾了几个月，“精琪方案”最后被扔进了废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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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并非对美国人的改革方案无动于衷。然而令大清朝廷真正头痛的事，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银子问题。老外提出的方案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要快速来钱，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求诸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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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先生（Jeremiah W. Je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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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时刻关注着国内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赫德方案、精琪方案，他都做过评论。外债的大举增长，让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忧心忡忡，因为他担心列强会用外债违约的手段，逼迫债务国出让国家主权，例如1880年埃及就是这样变成了英国托管的殖民地。他并非反对借外债，而是希望内外债并举，节制外债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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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也就是户部银行改制为大清银行的那一年，朝廷首次尝试发行内债，即名为“昭信股票”的债券，定额1亿两白银，期限10年，年息5厘。第二代恭忠亲王傅伟先认购2万两，以为天下做劝购广告。但是内外官吏用尽手段，勒购勒捐，总共只搞到了400万两。度支部与大清银行迫于无奈，移情于奖励官阶诱购，“民趋之若鹜，然于公债之性质，则以背驰已远矣”。发行内债之路在中国毕竟说易行难。可悲的大清朝廷走投无路，只能将“中华帝国政府”的名字继续贴在一张一张的外债纸上。地方政府为发展铁路煤矿，也把外债当作来钱的短平快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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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清发行的一笔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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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发债的这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大清预备仿行立宪后的一次重大进展。这一切“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重新燃起以“改革”跑胜“革命”的希望。他提交给这场改革的一个重要计策，就是1908年发表的致未来“内阁”的《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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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跳出了当时财税币改制的惯常套路，不谈中央地方衙门收支，不谈统理全国税政，也不谈统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等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谓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班1990年时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国家存在的现实，必是货币的垄断、公共财政，以及财政政策与活动”。梁氏方案的核心，就是抓住货币发行和金融管制上的集权，并以此来帮助朝廷解决财政困难。这将使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一步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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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银行情有独钟，而且“必付振兴朝廷财政与国家信用的重任于斯也”。他的落脚点是大清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不都是以贵金属和政府债券为担保发行货币的吗？大清银行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发行银行？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已经使日本人每人手中握有10块日元，其中3块是贵金属，7块是纸币。为发行纸币，日本银行以贵金属和政府的有价证券为准备金，摊到每人头上，有准备金2.4日元，其中贵金属只要占20%就够了，其他就是靠国家信誉。梁启超以此为例，计算出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30万亿，其中2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30万亿呀，这对为发行1万亿的“昭信股票”而绞尽脑汁的大清来说是多大的一笔资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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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就办了。梁启超认识到大清银行的资本金很小，缺乏基本的准备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重任。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仍是英国的模式。大清银行也是政府的银行呀，政府第一要明确所有的国库由大清银行代理，每年的银两往来账就将近3万亿，其常驻账上的余额就是准备金。其次，政府发债一定要通过大清银行代理，“政府直接发债，为各国所忌”。而由大清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亦可以作为其发行纸币的准备。“保证准备者，谓存储有价证券以为准备也。夫使举国中，无一有价证券，则银行虽有此（发行）特权，亦安从用之”。梁启超由此推出，此一特权，政府不可不知，不可不用，而且必须发债。政府能有3 000万两白银常存在大清银行，发债1个亿，并以此为准备，开始发行纸币，梁启超对此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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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先生制订中国货币改革方案时，美联储还未出生，加之他的关注点就是西方人担忧的货币本位与兑换率问题，中央银行的概念在方案中根本没有踪影。他建议大清在海外诸城市设立办公室负责并保证金银兑换，结果必然是把外汇管理权置于国际金融市场和外国人掌控之中。对于精琪先生的这个“疏忽”，荷属巴塔维亚银行总裁魏瑟因博士在他1912年7月提出的大清金融改革报告中明确给予了弥补。这是大清第三次借助西人提出的“整理币制”方案。可惜魏氏完成此报告时，改革这件事已随大清之魂而去，无人问津了。相比他们的声音，梁启超“三联动”的方案，呼唤中央银行的调门最高：“唯中央银行之设，平时则以统全国金融之枢机，有事则助政府财政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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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银行第一次将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头像印在纸币上，这是直观地提醒公众，大清银行兑换券具有国家支持与国家信誉。但一张头像离真正的法定货币权威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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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进到1913年的年底，此时梁启超正在内阁司法部长任上，他第二次主动涉足财经改革。眼见袁世凯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懔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没当上财长的梁启超决定上书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的改革主张。他对1908年时的说帖做了更多的完善，特别是在银行的部分增加了建立国民银行的内容，包括财政发债、央行管控货币、国民银行经营和公共债务市场，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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