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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清发行的一笔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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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发债的这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大清预备仿行立宪后的一次重大进展。这一切“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重新燃起以“改革”跑胜“革命”的希望。他提交给这场改革的一个重要计策，就是1908年发表的致未来“内阁”的《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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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跳出了当时财税币改制的惯常套路，不谈中央地方衙门收支，不谈统理全国税政，也不谈统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等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谓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班1990年时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国家存在的现实，必是货币的垄断、公共财政，以及财政政策与活动”。梁氏方案的核心，就是抓住货币发行和金融管制上的集权，并以此来帮助朝廷解决财政困难。这将使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一步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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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银行情有独钟，而且“必付振兴朝廷财政与国家信用的重任于斯也”。他的落脚点是大清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不都是以贵金属和政府债券为担保发行货币的吗？大清银行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发行银行？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已经使日本人每人手中握有10块日元，其中3块是贵金属，7块是纸币。为发行纸币，日本银行以贵金属和政府的有价证券为准备金，摊到每人头上，有准备金2.4日元，其中贵金属只要占20%就够了，其他就是靠国家信誉。梁启超以此为例，计算出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30万亿，其中2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30万亿呀，这对为发行1万亿的“昭信股票”而绞尽脑汁的大清来说是多大的一笔资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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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就办了。梁启超认识到大清银行的资本金很小，缺乏基本的准备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重任。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仍是英国的模式。大清银行也是政府的银行呀，政府第一要明确所有的国库由大清银行代理，每年的银两往来账就将近3万亿，其常驻账上的余额就是准备金。其次，政府发债一定要通过大清银行代理，“政府直接发债，为各国所忌”。而由大清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亦可以作为其发行纸币的准备。“保证准备者，谓存储有价证券以为准备也。夫使举国中，无一有价证券，则银行虽有此（发行）特权，亦安从用之”。梁启超由此推出，此一特权，政府不可不知，不可不用，而且必须发债。政府能有3 000万两白银常存在大清银行，发债1个亿，并以此为准备，开始发行纸币，梁启超对此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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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先生制订中国货币改革方案时，美联储还未出生，加之他的关注点就是西方人担忧的货币本位与兑换率问题，中央银行的概念在方案中根本没有踪影。他建议大清在海外诸城市设立办公室负责并保证金银兑换，结果必然是把外汇管理权置于国际金融市场和外国人掌控之中。对于精琪先生的这个“疏忽”，荷属巴塔维亚银行总裁魏瑟因博士在他1912年7月提出的大清金融改革报告中明确给予了弥补。这是大清第三次借助西人提出的“整理币制”方案。可惜魏氏完成此报告时，改革这件事已随大清之魂而去，无人问津了。相比他们的声音，梁启超“三联动”的方案，呼唤中央银行的调门最高：“唯中央银行之设，平时则以统全国金融之枢机，有事则助政府财政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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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银行第一次将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头像印在纸币上，这是直观地提醒公众，大清银行兑换券具有国家支持与国家信誉。但一张头像离真正的法定货币权威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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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进到1913年的年底，此时梁启超正在内阁司法部长任上，他第二次主动涉足财经改革。眼见袁世凯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懔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没当上财长的梁启超决定上书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的改革主张。他对1908年时的说帖做了更多的完善，特别是在银行的部分增加了建立国民银行的内容，包括财政发债、央行管控货币、国民银行经营和公共债务市场，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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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国民银行的建议，受到了美国国民银行制度和日本1870年银行改革的启发。我曾经提到过，1860~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政府为解决战争筹款，曾发布新的《银行法》，鼓励民间通过认购政府债券成立国民银行，同时具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日本人学习了美国人的做法，带来了19世纪70年代国民银行的大发展。它们的先例启发了梁启超，在精细测算的基础上，他对袁大总统说，政府的债券部分可以强制官员认购，可以强制持有专营执照的盐商认购，但主要部分将由中国银行（1912年由大清银行重组而来）和新设的国民银行来购买。这个分析不但解决了国债的买家问题，还创造了国债流通的二级市场。至于发行权可能出现的分散与通胀风险，日本人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力，随时可以通过立法，将发行权收归一家银行。他更加强调指出，危险的不是中央给予国民银行的发行权，而是地方政府和地方银行自行其是的发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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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梁启超对袁世凯抱有的希望完全不靠谱。袁世凯同意梁先生1913年加入熊希龄内阁，1914年又任命他为造币局长，只不过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做政治平衡。为了推进自己的财经改革想法，梁启超曾只身跑到广东，试图在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搞实验区。他说只要有500万两银子做准备，试验就可以启动。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财政货币制度心向往之，锲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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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7年，梁启超对中国的政坛已经非常失望，他不想再卷入北洋政府中，也不愿蒙受更多的误解和指责。然而为什么在当年7月份，他又同意加入段祺瑞内阁任财长，再蹚浑水？丁文江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篇》给出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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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此次就任财政总长职，原抱有很大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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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梁启超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只坐了4个月，他的财政金融遭遇与政治生涯从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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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些朋友聚会时，有人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央银行？这并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当年梁启超事业未竟，从各个角度来看，是因为他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与影响力推进自己瞩意的改革，中国亦不具备相应的心态来接受深刻的制度变革。在他的时代，货币控制的前景不是走向集权而是进一步被分散，成为政客和军阀们争夺权力的工具。讨论中国中央银行的起点，应当从大清银行始，但不能忘记梁启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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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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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钱袋子里面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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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割据”，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连番上演。政治权力曾历经四次动荡，在五大势力中易手交替：辛亥革命使一姓帝国变为民国；袁世凯当了总统复登基做了皇帝；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是“国民政府”在南京统一了全中国。除了第一次的革命与第二次中间的复辟同时改变了国体与政体，其他动荡中，各方势力争夺的是国家的统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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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暴风骤雨，首先离不开“笔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于常带感情的笔锋对头脑的洗礼。清明的立宪派对舆论传播最为倚重，例如属于该派的《申报》1909年请愿建立国会时，就曾鼓吹“欧西国会，以流血求之，中国国会，以笔墨请之”。台湾史学家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的笔杆子“自有其贡献”。不过，政权易手的主要力量，往往不是靠笔杆子而是靠枪杆子，清末的革命党对此的开悟深刻得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暴力才是新政权名副其实的“助产婆”。在20世纪将近3/4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人政治演化的脚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人所共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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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杆子与枪杆子的背后，还有一股隐于野、隐于市，亦隐于朝的力量，那就是“钱袋子”。在中国，金融势力相对分散弱小，没有人可能像内森·罗斯柴尔德那样呓语：“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也没有人会把中国政权的更替描绘成是金融家贪婪与冷酷的副产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没有货币金融的润滑，任何强人也无法把政治的车轮推向前进。钱，决定着改革或者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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