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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又一次为战争发行国债。这是它“一战”时的招贴，动员国民购买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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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制造的金融动荡中崛起了一个新的金融大国——美国。英国的每一步下跌都成了美国上升的机会。英国被白银价格所困，而美国正好是白银生产大国，1918年，价值2.7亿美元的银圆被运往了英国。美国人甚至认为自己的银圆帮助协约国赢得了战争，所以被运往英国的银圆被称为“和平美元”（Peace Dollar）。英国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债务，国债从1914年的6.5亿英镑升至1919年的74亿英镑。谁是它最大的债权人？当然是美国人。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金融实力上已无法和债主美国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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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13年创立了联邦储备制度，时间上正好对应了“一战”中英格兰银行的衰落。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上，它两次企图学习英格兰银行，希望将货币发行揽于一身。但是，深爱自由民主精神的美国人，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货币权力给华盛顿。为此，国家付出了代价，80年的时间里金融动荡不已。最终，联邦储备制度将货币发行权交给了12家私有的联邦储备银行。它们集合的功能，和英格兰银行大同小异，就是充当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与银行的银行。美联储货币发行的基础也是金本位，这就无怪乎它密切关注着全球金本位的基石——英格兰银行的处境，并随时准备给予英国援手，以维持全球的金融稳定。谁想得到，美国的援手成了摧毁旧式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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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把的白银从手中流下，变成了战场上互相残杀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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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在“一战”后幸存下来，但已今非昔比。史学家黄宇和在研究孙中山的最后岁月这段历史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段与英国有关的史料。他认为，从1923年到1924年，孙中山一直在一个选择上痛苦挣扎：是继续争取英国的财政援助呢？还是倒向联俄？为了国民党的“护法”和“北伐”革命事业，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想尽了办法筹钱，财政上已近山穷水尽。即便是加盟了一个才俊宋子文，广东政府也没有什么光明正大的造血功能。此时孙中山一念所系的是英国政府能够给予他最后的贷款支持。黄宇和引用大量孙中山面晤香港总督、联络英国驻北京公使、致函英国工党领袖的原始文字，说明即便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联俄联共”的方针业已出炉，孙中山还是一步一回头，希望那个他由衷仰慕、代表着文明制度的英国能够伸出援手，阻止自己向左转的步伐。或许他最终也没有看清，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就不再是一个激进的国度。即便是有心支持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激进运动，但是在“一战”以后，英国已经没有当年的“远东的英格兰银行”作为它财力的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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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17年曾将中华民国行政权交由自己所任的大元帅行使，并穿上了戎装。很快他就退出了这种军事化“选美”，因为他追求的是顺应世界潮流，建立公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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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一战”打响百年纪念之年。近两年来在欧美，以这次战争为主题的文字排山倒海似地涌现，重提旧事，新解前车之鉴。谈及这次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史家必然提及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1919年的“巴黎和会”以及它导致的“五四运动”。毫无疑问，这些事件标志着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原有的世界秩序已支离破碎，新文化新观念风卷残云，一同卷走的还有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个幻想——依靠旧式西方列强的贷款维持政权打天下的路子，如今算是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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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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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强势政府的废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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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通过政府和法治实现货币大同的历程，值得我们细细地去看。拂去历史层层灰尘，几块路标慢慢清晰起来，它们还原了中国金融集权路上的关键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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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中文里“财政”“金融”两个词何时成为一体的概念。这枚据说是民国时期的徽章可以成为考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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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民族国家大旗下现代金融文明的必经之路。英格兰银行从1694年成立，到统一国家的货币发行，走了150年，美国人也走了100多年。日本现代化走得非常快，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日本银行成立，只用了14年，就集中了日本的货币发行。中国从1905年大清银行成立，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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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指引中国前行的这几块路标，我们都似曾相识。摸着石头过河，但中国人犯不上在黑暗中摸索。这第一块牌子就清清楚楚写着：联通财政收支与货币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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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不愿意与财政结亲。盛宣怀不但无意帮助朝廷筹资，就是户部的投资，他也不想要。1905年的户部银行和后来的大清银行，和朝廷的收支仍隔着一张窗户纸。尽管梁启超等先觉之辈疾呼照搬英伦模式，把政府发债、整理官钞及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大清始终没有开悟, 保持了“末世”银行的清名。不过，辛亥政权一转手，银行即刻“基因突变”，开始为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大量提供垫款，翻手为国债，覆手为纸币，在财政与金融并轨的道路上越行越远。首先为此铺就通途的，是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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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1909年的一张钞票。背面有银行帮办梁士诒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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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成立时，资本定额为500万两库平银，至1911年底，它总共才发行银行兑换券250万余元，不允许朝廷大员染指。改变了它审慎“基因”的是交通系的大佬梁士诒（1869~1933），他帮助政府将手伸进了银行的钱箱。这位前清的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的铁路总局局长和国务总理，在民初的命运很富有戏剧性。1916~1927年，他三次被北洋政府通缉，以致亡命海外。他犯了什么大案呢？全是因为他拿了交通银行的钱，无怨无悔地让当政军阀去挥霍，又总是不幸地在政治成败之间站错了队。例如，为了维持袁氏政权，交行1913年的货币发行比1912年增加了4倍，1914年又增加了30%。到1915年底，交行通过认购政府国内公债，为财政垫款3 100万元，占了其当年存款的80%。而这些垫款，既无担保也无抵押。袁世凯一倒，梁士诒当然逃脱不了“称帝祸首”“银行大盗”的罪名。拿银行的钱为当政的垫款，犯的不是死罪？梁氏每次脱罪后，总是很快就被新的强权者看上，他也总是乐于再为新人当财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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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逃脱第一次通缉，于1918年在西什库参与“一战”结束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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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政府统治中国前后16年，共8届元首、56任国务总理，政权换手基本靠的就是内债，挤兑的就是银行。不但在北京，各省也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军阀，都跃跃欲试自立为王。梁士诒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业务模式”。很快全国涌现出比政权还要多几倍的银行，军阀们还直接入股设银行（如天津的金城银行）。有统计显示，新式银行1912年有24家，到1927年登记成立的已有312家，其中将近一半活不了几年，甚至几个月。这些银行把相当一部分资产投机在各级政府债券上，抑或被迫成为权势之流的“钱柜”。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早期发展与政府融资紧密相连，政府的占款在不少银行达到总资产的1/3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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