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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不愿意与财政结亲。盛宣怀不但无意帮助朝廷筹资，就是户部的投资，他也不想要。1905年的户部银行和后来的大清银行，和朝廷的收支仍隔着一张窗户纸。尽管梁启超等先觉之辈疾呼照搬英伦模式，把政府发债、整理官钞及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大清始终没有开悟, 保持了“末世”银行的清名。不过，辛亥政权一转手，银行即刻“基因突变”，开始为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大量提供垫款，翻手为国债，覆手为纸币，在财政与金融并轨的道路上越行越远。首先为此铺就通途的，是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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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1909年的一张钞票。背面有银行帮办梁士诒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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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成立时，资本定额为500万两库平银，至1911年底，它总共才发行银行兑换券250万余元，不允许朝廷大员染指。改变了它审慎“基因”的是交通系的大佬梁士诒（1869~1933），他帮助政府将手伸进了银行的钱箱。这位前清的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的铁路总局局长和国务总理，在民初的命运很富有戏剧性。1916~1927年，他三次被北洋政府通缉，以致亡命海外。他犯了什么大案呢？全是因为他拿了交通银行的钱，无怨无悔地让当政军阀去挥霍，又总是不幸地在政治成败之间站错了队。例如，为了维持袁氏政权，交行1913年的货币发行比1912年增加了4倍，1914年又增加了30%。到1915年底，交行通过认购政府国内公债，为财政垫款3 100万元，占了其当年存款的80%。而这些垫款，既无担保也无抵押。袁世凯一倒，梁士诒当然逃脱不了“称帝祸首”“银行大盗”的罪名。拿银行的钱为当政的垫款，犯的不是死罪？梁氏每次脱罪后，总是很快就被新的强权者看上，他也总是乐于再为新人当财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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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逃脱第一次通缉，于1918年在西什库参与“一战”结束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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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政府统治中国前后16年，共8届元首、56任国务总理，政权换手基本靠的就是内债，挤兑的就是银行。不但在北京，各省也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军阀，都跃跃欲试自立为王。梁士诒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业务模式”。很快全国涌现出比政权还要多几倍的银行，军阀们还直接入股设银行（如天津的金城银行）。有统计显示，新式银行1912年有24家，到1927年登记成立的已有312家，其中将近一半活不了几年，甚至几个月。这些银行把相当一部分资产投机在各级政府债券上，抑或被迫成为权势之流的“钱柜”。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早期发展与政府融资紧密相连，政府的占款在不少银行达到总资产的1/3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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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1894~1971）（上）与孔祥熙（1880~1967）（下），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的两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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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国家经济与民生来说是一次灾难。但从金融的实质上说，也不过是英格兰银行成立，以及皮特首相“打劫”英行的粗糙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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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的“百花齐放”，使清末本来已经很混乱的币制更加失控。1928年，国民党统一了全国政权，削去了大部分军阀山头，南京政府马上把目光转向财政金融。蒋介石志在必得的目标是：集中货币发行。他瞄准了金融集权路上的这第二块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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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上的大一统不同，经济集权的理念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官管治结构。大清欲改变“小官府大自主”货币经济局面从未得手，南京政府的路，必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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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传统之风而上的，是时代的两副新面孔，他们就是国民政府的大员宋子文与孔祥熙。他们俩的“金融觉悟”是世界一流的，当代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美国的货币银行制度，了解利用财政金融手段的重要性。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具有虔诚的热情，要仿效美国的财政金融专家，帮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重整中国财政金融，促进国家工商贸易的发展，接轨国际货币本位制度，使中华民国在经济上与列强平起平坐。起码，在改革的年代，他们俩口头上向世人做出过这样的承诺。1928年，时任财长的宋子文在南京主持成立了中央银行。此时世界上的大国，还没有记录直接用“中央”二字称谓国家银行。但是商股投资的“中国银行”就是不愿把“中国”二字让出来，也不愿意被重组。那么这个名副其实的银行当仁不让，承担起了中央政府的国家银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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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央银行发行的价值10元的货币（正面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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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孔二人均曾兼任过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善于对财政与金融进行双向掌控，他们正确地选择了政府对货币集权改革的突破口。第一步，统一货币使用。1933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将市面上流通的银锭、银块，各地税收使用的库银，以及黄金和外银鹰洋等，一扫而光，统一在银圆项下。这个几十年来困扰着国内外贸易的难题，几个月后便在强势政府的推进下迎刃而解。宋子文还顺便敲打了仍在英国人手中的海关，确认中国政府从此有权决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并要求将“关余”（还外债后的关税余额）全部留存中央银行。第二步，集中发行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发布于1935年11月，其中第一条说道：“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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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改革完成后，发行法定货币，称为“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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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项改革，直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储备货币的混乱对中国白银外流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当时罗斯福总统为了推行“新政”放弃了金本位，给予联储货币发行灵活性，纠正美元在危机前后兑现无伸缩之力的弊端，其实就是用发钞来拯救经济。结果, 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又通过法案，企图吸引白银流美，主导世界白银供给。中国以白银安身立命，这真是飞来的横祸。和今日的世界一样，别人在搞通货膨胀，谁不跟风谁就可能成为输家。面对中国的“白银风潮”，通货紧缩，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狂飙，国民政府决定中国的纸币也和白银脱钩。“法币”的意思就是依国家法律创造的信用货币，它不是基于贵金属，而是国家信誉保障其无限的清偿能力。国民政府的法币开始时是以一个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表面上做成了汇兑本位制。同时政府在国内以法币大量收兑白银，希望以此招来建立央行的准备金，维持法币价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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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初衷不错、亦与现代货币制度接轨的改革，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由谁来决定法币的发行数量？法币不是银行的汇票, 由交易业务决定，它仅以一张薄纸, 上面加了几个数字, 就能换来别人辛苦生产出来的产品, 它的数量和物价是水涨船高。当年梁启超力图推进“三者并举”的改革时，曾用西方金融学者的口吻反复强调纸币的发行“当先测定全国所需货币之总数”，但他也未论及决定财政赤字、货币发行的体制机制。这是传统货币数量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又是中央银行制度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美国联储设立前后，川流不息的辩论，连篇累牍的文字，就是在折腾发行权、利息制定权、公开市场运作等等权力应如何分配制约——国会、财政部或联储？在20世纪的英国, 由“规则”还是由“权力”来决定货币政策，各派意见不绝于耳，争论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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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都没有为这个难题费心。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跨过了这道坎儿，那就是集权之路上的第三块路标：强势政府垄断。它在民国的体现就是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