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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远官僚，亲交商人”。这句话倾吐的是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他们在政界与商界找平衡，憧憬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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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高楼林立的香港中环，有一座低眉顺目的小楼，它大门的标识上写着“上海商业银行”。这家从未打算上市的香港本土商业银行，2015年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在旧楼拆除的地基上，一座新的总部大楼正在拔地而起。这家银行原本的出生地是上海，老祖宗是1915年由民国杰出的金融家陈光甫设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面这两句话就是陈光甫为自己的银行制定的经营路线与宗旨。除了在政界、商界找平衡，他还要考虑与外商的交往，在几股势力之间，开凿一家民营银行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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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在一个动荡但辉煌的时期。1912~1927年，这个政治纷扰的15年，同时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本“唯一的黄金时代”。从金融上看，还真是如此。此时除了传统的钱庄票号，现代银行冒出了二三百家，国际大行纷纷在京津沪开设分支机构，贸易实业空前兴旺。不仅如此，140家各式商品与证券交易所齐集上海，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遍布口岸城市。对一个产业工人尚不足百万的现代经济体来说，中国金融机构的密集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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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设立的银行，就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他是一个早年就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的人，获得了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学位。辛亥革命后，他也曾在“体制内”打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和省办江苏银行的副监督。几年亦官亦商的经历教训了他，这样的职业生涯离政治太近，风险太大。所以他干脆辞职，34岁时开银行创业去了。陈光甫的为人处世，正如章士钊先生送的一副对联：“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从上面的两句话，还有他对待西方同行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一位民国金融家在时代裹挟下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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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1881~1976）晚年生活在台湾，那里为他树立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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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把顺序倒一倒，我们先说“亲交商人”，这是陈在表白，自己的银行应当忠实地服务工商，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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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工商业最需要什么？需要资本。没有资本积累，就无法开创现代企业，更无法加入国际竞争。而中国的资本状况，却如梁启超1912年底在北京商会的讲话中所描述的：“以资本而言，则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中国没有“英国式”的来自土地贵族的工业投资，也没有对殖民地的资金抽水，资本的积累只能一靠引入外资，二靠国内储蓄。“一战”炮响，外资投资萎缩，凸显了本土资本在支持工商发展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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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开银行，必然要受到政局和政府的影响。就如同伦敦城的金融家，一直是围着政府的全球贸易、殖民政策转，眼睛总是“向上”“向外”。陈光甫认为银行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开始就和各路军阀划清界限，不去认购他们的债券，专一思考如何办好银行，眼睛向下，服务一方百姓。他提出一系列的存放款业务方针，争取多向中小企业开展。他提倡服务精神，要求员工视客户为衣食父母。他很有创新精神，为了有效动员储蓄，他首开了“一元存款账户”，还开设了调查部，研究市场与客户。根据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成功经验，他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向控股银行发展。上海商业银行业务稳健，30年代就在上海盖了总部大楼，一派民资大银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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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1931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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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一批中小银行都和陈光甫同一个思路，以服务中小工商企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业务取向。在工业投资方面，做得出色的有金城银行，它投资了永利化学、天津航业等十多家企业。浙江兴业银行在中国最早涉足投资“房地产”，在“债转股”中沉浮跌宕。他们不但给企业发放贷款，而且做直接投资。拿一个统计数字来看，上海的9家银行从1915年到1934年贷款总额翻了近250倍。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纺织、化工、航运、消费等行业都曾创造出令国人乐道的企业与品牌。一个“亲”字，说明了民族金融业与实业商人之间荣辱与共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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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亲交”之前要加上“敬远”？这使我联想到孔子的《论语·雍也》篇。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鬼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与祖宗崇拜相关，它们超于现世的力量，可以借用来保家护财，能敬能远，可谓智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商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官商情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们天生地倒向强权的怀抱。但是读了陈光甫的民国历程，感觉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商人们天性反对动荡是真，内心保持着对政治疏离感也是真。他们视官僚为“鬼神”，追求“敬远”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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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银行家来说，彻底追求与政治和政府“敬远”，从来不合逻辑也不可能。伦敦城里的银行家几百年来一直在和政府做交易，他们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对内维持秩序，他们得到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市场。美国内战时，国民银行家们用购买债券支持北方政府，换来了国内的长久和平。而只有政府，才可以用法律维持货币的统一与价值，为商人们提供一个可预测可管理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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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陈光甫发现“敬”可以，“远”却越来越难。商人们，特别是所谓江浙财团，在1927年如此真诚地支持蒋介石的军事革命，先后借给国民政府上亿元的贷款，使他得以建立南京政权。为什么？多年以后，陈光甫回忆说：“吾人日处乱事之中，十六年来，一无宁岁。尤以革命军进占长江流域后。工潮突起，战事蔓延，卒至市面大受影响，元气损伤……社会不安现象达于定点，本行放款即无从着手，而所有存款即为准备……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我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上海实业界的看法。”在帮助中国人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方面，政权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1934年，当荣宗敬所创办的申新纱厂被汇丰银行强制拍卖还债时，陈光甫为解哥们儿之忧，也曾跑去找孔祥熙据理力争，请政府伸出援手。这样的靠山，在列强争霸中国的时代，民族资本不可能不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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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也算明智，在当政的前几年大力整顿税收，希望靠自立来行政。它推出了一系列立法和措施，统一财政，建立预算，提升关、盐两税，增加新税种，划分中央、地方分税，降低苛捐杂税。对于20%~30%的赤字缺口，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国内公债来解决。不但是孔宋，各家银行都从中赚到了债券升值带来的横财。但是，这场后来被美国史学家杨格称颂的“非凡的财政变革”，根本弥补不了国民政府内战内耗的支出无底洞。1934年，赤字跃升至当年财政收入的50%。政府已把敛钱之手伸向货币银行业，“变革”的雄图伟业，从此在银行家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刺痛。政商交易往往是墨迹未干，国内干戈又起，和平与国内繁荣却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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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像张嘉璈这样实力派的大佬，在1936年被孔、宋弹指一挥即出局，陈光甫心中的震惊，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同身受。他觉得，1915年北洋政府对银行要的是钱，甚至要命，但不要权。如今，统治经济替代了不干涉经济，孔宋虽留给民营小银行以经营空间，但股权持有、高管位子这些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如悬在头上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一家银行的小老板，能躲开政治权力多远呢？他能走近民众，但能利用他们来平衡政府干预吗？不行！陈光甫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的权力同样感到不安。可以依靠行会组织的力量吗？或许吧。虞洽卿和张嘉璈在20年代就不停地组织小商团，并希望在政治力量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1933年，陈光甫和一众银行同人共同组建了银行票据交换所，其中也包含了团结即是力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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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陈光甫把平衡权势的砝码，随缘放在了外洋的秤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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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银行刚刚起步时，陈光甫其实对外洋没有好感：“吾人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不能，即欲见账房亦不可得。”他立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奋发图强，“抵制国际经济侵略”。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掀起抗议帝国主义势力的示威，英资企业发行的票券受到查封，愤怒的市民亦提出不去英日办的工厂做工，不去英日办的学校上学，不用英日发行的钞票。陈光甫则在报纸上发表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应当收回汇丰收存关税之权，赔款支付应当由华资银行代理，这样才能釜底抽薪，夺回中国外汇控制权。他提出中国应当设立组织完备的中央银行，杜绝各中外银行“觊觎纷争之念”，保证外汇安全，控制外汇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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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融前辈张嘉璈帮助陈调整了对外资银行的看法。张嘉璈用实例告诉他，1916年在抵制北洋政府强制“停兑”现金的指令时，如果没有汇丰、渣打几家外资银行牵头给予中国银行现洋透支的承诺，他和总经理宋汉章绝没有那么大的底气，顶住政府和民众的双向压力。一心听命政府的交通银行当时无外洋接济，只好停兑，结果元气大伤。金融是账面上的生意，资金跨国流动，银行不能自设“民族”关卡，外洋在华“觊觎纷争”也无法杜绝。1927年以后，陈光甫的“国际化”理念慢慢开了窍，他把眼光转向了与欧美的结盟。1932年，他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组建了“宝丰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的一位高管后来说：陈此时已从仇视“帝国主义”转而与之接近了。他甚至把银行的新生命寄托到与外国银行的往来上了。1941年，陈光甫做了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的主任委员。这个基金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维持“法币”的汇价，请求美国与英国人拿出一笔钱用以支持外汇而设立的。陈光甫是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因为美国财政部相信陈光甫同时具有为美国服务的思想。他自己也曾说：我的立场，绝不是代表中国，而是“超然中立”，兼顾中美英三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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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以后，上海银行的行训已从“抵制国际经济侵略”，改为“促进国际贸易”，另外一个行训“敬远官僚”已不再提。此时陈光甫本人已成了官僚，先担任了重庆中央设计局的主任委员，又和张嘉璈一样，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国务委员。但是对蒋介石多次力邀的财政部长一职，陈光甫却坚辞不就。据熟悉他的人说，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始终采取了鄙视超然的态度。那么“亲交商人”这一条呢？也坚持不下去了。陈光甫一点一点把他的业务与资产移往海外，收缩实业投资，只做金融性的汇兑业务和短期的投机业务。1950年11月，在香港诞生了一家刚刚注册的商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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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与实业，民族与外洋之间，民国时代的陈光甫，跌宕了几十年，也没能在“远”“近”“亲”“疏”上找到答案。也许，平衡本就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永远没有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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