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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照片中那座架在干涸河床上的小桥了吗？谁能想象得到中国的第一条金融大街就在此打造？远处可以看到一座风格不同的小楼，这是英国公使馆，也是西式建筑的第一座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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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交民巷因此旧貌翻出新颜。这里东边横竖有两条道，横的叫“御河路”（亦称玉河路，现叫正义路），竖的就是“东交民巷”。清末的东交民巷设有六部中的礼部及鸿胪寺和会同馆，后者又被称为“四夷馆”，用来接待来自安南、蒙古、朝鲜、缅甸等藩属国使节，功能就像是“国际饭店”。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是第一个被允许在此建立使馆长驻的欧洲国家。所以英法要这块地实在也是有先例可循。公使馆开张后的几十年，这里的面貌不断得以革新，其间还打了一场世纪战争，摧毁了原有的民居与王府。在传统建筑的废墟上，东交民巷被老外重新规划建设，成了一条西风东韵的独特街道。一座座使馆小楼中间，建起了一些商业楼宇，除了几间饭店和医院，就是银行。最早为人熟知的是“三馆”“三行”，即英国、法国与日本的公使馆，及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驻京分行。“三行”外观以西式风格为主，楼高势大，坚实壮观，地下还有保险金库。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许多大事件，就曾经发生在这里。例如，1913年4月26日，五国银行团就是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签署了民国善后大借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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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1935年的地图，东交民巷里的9家银行都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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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人暗喻的“北京华尔街”，并不是东交民巷，而是西交民巷。和天津、上海的金融街相比，这里其实只是一段建筑格调简单而灰暗的小街。自1906年清廷将大清户部银行设在这里，西交民巷成了北京权势梦想中的金融街。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它的总部小楼今天还立在人民大会堂的北边。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金融权威的象征，它与代表旧日大清最高行政权力的“六部”为邻，占尽了天时地利。清末民初，这里聚集了老式钱庄银号，也新建了数家现代银行的分行，北洋保商银行还把它的总部从天津迁移至此，便于和东交民巷里的外国同行之间业务往来。从数量上说，西交民巷里的银行曾有几十家，远比东交民巷里的外资分行有实力。然而，北洋军阀执政16年，从未给北京带来和平，更无经济繁荣。西交民巷房地产的投资价值也从未被中外银行家看好。1928年，中国银行义无反顾地将总部从北京迁至上海，北京的“华尔街”大梦，也就到了梦碎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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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年的正义路，从南向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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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来寻找“老北京”的两个老外，一路感叹这座衰微破败的皇城，已经是无人待见的老古董，早晚一松手，就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他们仔细打量了西交民巷里这些只有三四层楼高的建筑，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中央政权迁出北京，金融活动日益萎缩，这条街上的建筑会显得大而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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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了三条金融街，拼凑出中国百年前金融格局的几个特征。第一，开放与发展推动了金融街建设，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当之无愧。第二，资金和业务总是跟政治中心不离不弃，带来了当年天津上海两地的金融繁荣。第三，中国缺少交易所、保险公司大楼，只有银行业的发展紧跟国际步伐。第四，民国的中央银行在上海虽有大厦，但远非地标建筑，恰好反映了国家金融权威的形象。最后还有一点，从三条街代表的实力看，除了西交民巷，彼时的外国势力远远强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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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街在一场革命的风暴过后，早已没落为历史陈迹。弥足珍贵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城市拆迁的机器轰鸣声中，这三条街却意外地幸存下来。几百年的古城传统建筑，常常是整街整街地被现代化洪流扫荡净尽。不但在京津沪，就是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殖民地旧楼旧街，现在也只有照片尚存。而成街年龄不过百年有余的“金融街”却得到特别保护。街头建筑旧貌依存，向游人彰显着自己不凡的出身与其承传有序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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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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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经济干预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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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去逛书店，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布雷顿森林的争斗》，这是我们几十年前读研究生时接触的金融史书，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以它为题制造鸿篇大论。仔细一看副标题，噢，原来重点是解读凯恩斯（1883~1946）与美国亨利·怀特（1892~1948）先生就打造世界新秩序所发生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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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此刻，在美国新罕布尔什州的布雷顿森林，重量级人物已坐在一起，开始探讨“二战”后重建世界经济的新秩序。过去的30年，列强的国力此消彼长，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座次不可避免被重排。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争吵，集中反映着英美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两个不同的方案针尖对麦芒，正如凯恩斯与怀特两人口舌互不相让。作为一个英国人，凯恩斯觉得怀特粗鲁，丝毫不懂得文明人的言行举止。怀特则嘲弄这位新晋英国“爵爷”，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不过，面对战争的破坏和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必须找到共事的基础。英美有责任联手建立一种更加开放且稳定的经济模式，特别不能让某国经济如脱缰野马，资本到处冲撞，制造新的国际政治外交危机。这么做是为了修复世界经济，也为了拯救全球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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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凯恩斯就曾大声疾呼，政治家们的精力应当更多放在解决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上。不幸的是，当时欧洲四强的政府感兴趣的还是领土争夺，他们不想为私人部门和跨国公司承担经济责任，更不想承担国境线以外的经济责任。参加和会的高层政府官员，不熟悉也不关心经济政策。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束手无策。罗斯福总统后来受到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思想的启发，搞起了“新政”，才帮助美国跳出了经济衰退、货币紧缩的苦海。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二战”后，把这种美式“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实践，放大复制到世界经济领域，重建复兴已是衰微破败的欧洲和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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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一对冤家对头，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金融新秩序的设计师 （左为凯恩斯，右为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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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有44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凯恩斯可以说是会上唯一的风云人物。据说，这位“爵爷”每一出场，闪光灯就会从50个不同的角度跳跃不停。会议决定引入美元、黄金、各国货币的钉住汇率制度；创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跨国的金融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凯恩斯“问题导向”经济学的理念。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凯恩斯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绝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因为英国，正如史学家们所调侃的，在“二战”中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丢失了一个帝国。战后世界经济的主角，是一个新兴的霸权。非常不幸，它恰好就是英国人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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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那些全球旅游招贴画至今还在英行地下金库的墙上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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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一战”前储备的黄金为世界第一。但是到“二战”结束时，金库里只剩下战前贴在墙上的旅游招贴画了。1944年的美国人如正午的阳光，光辉灿烂，而英国人则夕阳西下，后面拖着长长的背影。不可否认，从1871年实行金本位制到“一战”之前，是英格兰银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是伦敦经营着全球证券市场，是英国人牵头引导着银行借贷的走向。英镑像万千丝线，编织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金融贸易网，德法俄及日美的经济发展都曾得益于这样的全球秩序。这个世界被英国人主导太长时间了！美国觊觎这个领袖地位已有几十年，现在，借布雷顿森林的会议厅，美国人请英国人体面地让出首席。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威灵顿公爵，英国人当年可是威风凛凛，把老牌帝国打翻在海洋，夺取了天下霸权。可美国人呢，这个“二战”中与自己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仅仅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华尔街，甚至一张美元，就轻而易举地得到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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