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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年的正义路，从南向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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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来寻找“老北京”的两个老外，一路感叹这座衰微破败的皇城，已经是无人待见的老古董，早晚一松手，就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他们仔细打量了西交民巷里这些只有三四层楼高的建筑，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中央政权迁出北京，金融活动日益萎缩，这条街上的建筑会显得大而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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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了三条金融街，拼凑出中国百年前金融格局的几个特征。第一，开放与发展推动了金融街建设，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当之无愧。第二，资金和业务总是跟政治中心不离不弃，带来了当年天津上海两地的金融繁荣。第三，中国缺少交易所、保险公司大楼，只有银行业的发展紧跟国际步伐。第四，民国的中央银行在上海虽有大厦，但远非地标建筑，恰好反映了国家金融权威的形象。最后还有一点，从三条街代表的实力看，除了西交民巷，彼时的外国势力远远强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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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街在一场革命的风暴过后，早已没落为历史陈迹。弥足珍贵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城市拆迁的机器轰鸣声中，这三条街却意外地幸存下来。几百年的古城传统建筑，常常是整街整街地被现代化洪流扫荡净尽。不但在京津沪，就是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殖民地旧楼旧街，现在也只有照片尚存。而成街年龄不过百年有余的“金融街”却得到特别保护。街头建筑旧貌依存，向游人彰显着自己不凡的出身与其承传有序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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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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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经济干预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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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去逛书店，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布雷顿森林的争斗》，这是我们几十年前读研究生时接触的金融史书，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以它为题制造鸿篇大论。仔细一看副标题，噢，原来重点是解读凯恩斯（1883~1946）与美国亨利·怀特（1892~1948）先生就打造世界新秩序所发生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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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此刻，在美国新罕布尔什州的布雷顿森林，重量级人物已坐在一起，开始探讨“二战”后重建世界经济的新秩序。过去的30年，列强的国力此消彼长，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座次不可避免被重排。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争吵，集中反映着英美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两个不同的方案针尖对麦芒，正如凯恩斯与怀特两人口舌互不相让。作为一个英国人，凯恩斯觉得怀特粗鲁，丝毫不懂得文明人的言行举止。怀特则嘲弄这位新晋英国“爵爷”，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不过，面对战争的破坏和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必须找到共事的基础。英美有责任联手建立一种更加开放且稳定的经济模式，特别不能让某国经济如脱缰野马，资本到处冲撞，制造新的国际政治外交危机。这么做是为了修复世界经济，也为了拯救全球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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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凯恩斯就曾大声疾呼，政治家们的精力应当更多放在解决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上。不幸的是，当时欧洲四强的政府感兴趣的还是领土争夺，他们不想为私人部门和跨国公司承担经济责任，更不想承担国境线以外的经济责任。参加和会的高层政府官员，不熟悉也不关心经济政策。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束手无策。罗斯福总统后来受到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思想的启发，搞起了“新政”，才帮助美国跳出了经济衰退、货币紧缩的苦海。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二战”后，把这种美式“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实践，放大复制到世界经济领域，重建复兴已是衰微破败的欧洲和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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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一对冤家对头，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金融新秩序的设计师 （左为凯恩斯，右为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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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有44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凯恩斯可以说是会上唯一的风云人物。据说，这位“爵爷”每一出场，闪光灯就会从50个不同的角度跳跃不停。会议决定引入美元、黄金、各国货币的钉住汇率制度；创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跨国的金融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凯恩斯“问题导向”经济学的理念。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凯恩斯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绝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因为英国，正如史学家们所调侃的，在“二战”中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丢失了一个帝国。战后世界经济的主角，是一个新兴的霸权。非常不幸，它恰好就是英国人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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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那些全球旅游招贴画至今还在英行地下金库的墙上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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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一战”前储备的黄金为世界第一。但是到“二战”结束时，金库里只剩下战前贴在墙上的旅游招贴画了。1944年的美国人如正午的阳光，光辉灿烂，而英国人则夕阳西下，后面拖着长长的背影。不可否认，从1871年实行金本位制到“一战”之前，是英格兰银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是伦敦经营着全球证券市场，是英国人牵头引导着银行借贷的走向。英镑像万千丝线，编织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金融贸易网，德法俄及日美的经济发展都曾得益于这样的全球秩序。这个世界被英国人主导太长时间了！美国觊觎这个领袖地位已有几十年，现在，借布雷顿森林的会议厅，美国人请英国人体面地让出首席。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威灵顿公爵，英国人当年可是威风凛凛，把老牌帝国打翻在海洋，夺取了天下霸权。可美国人呢，这个“二战”中与自己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仅仅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华尔街，甚至一张美元，就轻而易举地得到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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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伦敦英格兰银行前面的地铁站被德国人炸毁。英国被迫做出选择：或是在军事上输给德国，或是在金融上输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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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心里其实也明白，英国此刻哪里还有实力与美国讨价还价。强权易位这件事，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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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维持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国家与银行得腰缠万贯。欠了巨款的英国人希望债主美国能豁免一些贷款，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二战”的军火生意使美国制造业兴旺，政府的低息低税政策，使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际收支账户盈余高企。以其国力与黄金储备，美国人敢于承诺黄金的固定汇率为35美元一盎司，此话说出来掷地有声。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掏空了，英镑是软塌塌的，分量只有纸重。其次，金融话事权，除了本身国力强，经济与金融的辐射力也要强。本来英镑后面的版图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眼看着“一战”后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萎缩，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在凯恩斯的建议鼓动下，想出了一个“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主意，改换白银而非黄金作为区内货币的基础，以图保持英镑在欧亚非十几个国家主要结算货币和汇兑本位的地位。这一想法一直被各国指指戳戳，称之为“金融帝国主义”“贸易帝国主义”，压制了区内其他国家寻求自主的“经济民族主义”斗争。同时，不论是旧日殖民地、英镑区、英联邦，抑或英国自己，都在日益依赖进口美国货。因此美元的辐射相比英镑在全球贸易结算上更有穿透力。最后，想坐在金融塔尖上，自己还要有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伦敦在一个世纪里是全世界的头号资本市场，外国公司和政府在那里发股发债、购买保险，伦敦的银行是组织银团贷款的主导。但现在，伦敦以及整个欧洲资本市场都只剩下干涸的河床，眼巴巴地等待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往里面注水。英国人的“绅士资本主义”这会儿要看别人的脸色求生，美元的慷慨解囊决定着金融城的命运。“伦敦”，把这两个字和国际金融中心连在一起？现在想也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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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总统的竞选人，站在金币上拉选票，鼓吹美国的繁荣、海外的威望、商业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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