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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伦敦英格兰银行前面的地铁站被德国人炸毁。英国被迫做出选择：或是在军事上输给德国，或是在金融上输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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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心里其实也明白，英国此刻哪里还有实力与美国讨价还价。强权易位这件事，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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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维持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国家与银行得腰缠万贯。欠了巨款的英国人希望债主美国能豁免一些贷款，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二战”的军火生意使美国制造业兴旺，政府的低息低税政策，使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际收支账户盈余高企。以其国力与黄金储备，美国人敢于承诺黄金的固定汇率为35美元一盎司，此话说出来掷地有声。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掏空了，英镑是软塌塌的，分量只有纸重。其次，金融话事权，除了本身国力强，经济与金融的辐射力也要强。本来英镑后面的版图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眼看着“一战”后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萎缩，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在凯恩斯的建议鼓动下，想出了一个“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主意，改换白银而非黄金作为区内货币的基础，以图保持英镑在欧亚非十几个国家主要结算货币和汇兑本位的地位。这一想法一直被各国指指戳戳，称之为“金融帝国主义”“贸易帝国主义”，压制了区内其他国家寻求自主的“经济民族主义”斗争。同时，不论是旧日殖民地、英镑区、英联邦，抑或英国自己，都在日益依赖进口美国货。因此美元的辐射相比英镑在全球贸易结算上更有穿透力。最后，想坐在金融塔尖上，自己还要有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伦敦在一个世纪里是全世界的头号资本市场，外国公司和政府在那里发股发债、购买保险，伦敦的银行是组织银团贷款的主导。但现在，伦敦以及整个欧洲资本市场都只剩下干涸的河床，眼巴巴地等待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往里面注水。英国人的“绅士资本主义”这会儿要看别人的脸色求生，美元的慷慨解囊决定着金融城的命运。“伦敦”，把这两个字和国际金融中心连在一起？现在想也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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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总统的竞选人，站在金币上拉选票，鼓吹美国的繁荣、海外的威望、商业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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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250年来，英格兰银行始终是一个私人机构，它的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私人部门。它为英国的全球贸易与殖民战略服务，为政府的融资服务，但它并不直属或附属于政府。而未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协调，靠的是两个由各国政府出资，政府指派执董的机构来维持。凯恩斯特别反对将两机构总部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建议。他并不是敏感于各国政府的干预，而是担忧美国政府从此可能一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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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已经一步步从后台走向前台。就说英国政府，以前在中国人面前是个隐身人。李鸿章访英时想和政府对话，结果发现在中国的海关税收要听曼彻斯特与格拉斯哥厂商的，贷款利率要听银行的。赫德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始终是以私人身份受聘海关。民国初年，以英国人为首的银行团对华贷款，台上台下，看到的都是汇丰银行在导演。到了宋子文孔祥熙搞“废两改元”的1933年，事情起了微妙变化，正在努力拉起白银“英镑区”的英国政府非常积极，派了一位财金专家李兹先生到北京，试图把中国未来的银圆货币与英镑绑在一起。1941年抗战时期，英国政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财政出资帮助中国搞外汇平准基金。几十年来，可以看出，英国政府从站在银行家身后，变成并肩而行，甚至在前方打头阵。而美国人呢，在中国金融活动中一出现，就带有很强的政府印记。突出的表现是在抗战中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援上。虽然美国花旗银行业务上难以望汇丰银行项背，但美国政府出手阔绰，例如投入5 000万美元在外汇平准基金，顿时令英国政府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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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教导人们应当储蓄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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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面对着伦敦城的残垣断壁，英国再也无暇做什么“帝国梦”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恢复国内的工业生产、实现充分就业、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劳资阶级冲突。这个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内经济最大的挑战，致使民意抛弃了旧的、正统的经济说辞。结果，战争刚刚结束，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赢得胜利的保守党就丢失了执政权。1945年，主张经济国有化和政府强势干预的工党上台。1946~1951年，英国非常集中地实现了对煤矿、钢铁、电力、铁路等支柱行业的国有化（还有一些行业“二战”前就已经国家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私人股权就是在这一浪潮中，被政府全部出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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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1931年提交英国政府的《金融工委报告》中就提出过国有化英格兰银行的主张。在政治上他投身于自由党，但他不认为私人机构的力量能够解救资本主义不断爆发的危机。把一个已经伤痕累累的经济，交给一个自由的市场去调节修复，更是不智之举。1936年，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极力证明，对于充分就业与扩大需求，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够做得更好——只要它学会灵活运用手中的两套利器：财政赤字与货币发行。其中的关键是要放弃金本位制，给予政府货币发行的灵活性，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可能。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国有化的英格兰银行——这个自1844年以来一直是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被视为政府经济干预不可或缺的绝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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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以前被老夫人嗤之以鼻，现在政府得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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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一批的新经济金融理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与“积极财政政策”两个车轮经过的大道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20世纪下半期的世界经济，就在这条大道上千回百转。经济、金融系的学生可能都曾学习过，美元兑黄金的钉住汇率1971年被越战与石油危机冲垮；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彻尔夫人的供给经济学重新点燃私有化之光焰，英国将国有大公司归还给了市场；在世纪末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得非常强势，所到之国，“华盛顿共识”支持的财政金融政策便大行其道；而美元稳做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第一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第一投资资产。到了21世纪，虽然全球金融秩序中布雷顿森林的身影已经淡化，但凯恩斯经济学却仍在到处发酵。例如2013年末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联储在货币供应上搞了QE（量化宽松），联邦政府的赤字一直在暴涨。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在宽松政策上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通货膨胀表现温和，利率低行，英镑汇率坚挺。2014年甫一开张，各家投行的报告都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叫好，股市虽有调整，但市场信心正在重新建立。这种风景，无疑离不开几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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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的巴顿·比格斯在谈到昨日的金融史时曾感喟：“凯恩斯经济学把“二战”后的世界从衰退与通缩中拯救出来。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或许和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罗纳德·里根三个人加起来一样多。”谈到今天的对冲基金业务，他又告诫说：“每个严肃的投资者都需要弄懂凯恩斯的模型，因为它是世界运行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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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这本书亦得到了凯恩斯的称赞，1945年被丘吉尔引用，1980年为撒切尔夫人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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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在凯恩斯学说刚刚成型的1920~1930年，它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吸引眼球的叫板来自一位生于维也纳富裕家庭的奥地利人，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他和凯恩斯所争执的，是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继承来的一个老问题，即市场是否能解决所有的就业、价格与生产的平衡问题。哈耶克激烈抨击苏联当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或集体经济，同时，在其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他也警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美国搞的这一套干预政策与福利政策，离统制主义（totalitarianism）也只有一步之遥。“经济的控制不仅仅是控制了人类生活可以分割出去的一部分，”他争辩道，“它控制的是实现人类目的的全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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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反击哈耶克的一些话说得也很刻薄。不过争吵归争吵，这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在剑桥的国王学院一起进餐，在河边一起散步，切磋砥砺。剑桥大学的弗里敦教授后来说，他们两人争辩的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终生成就奖——一位学者在专业领域里梦寐以求的荣誉。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永远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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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记得凯恩斯和怀特争吵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吵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激烈程度或许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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