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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教导人们应当储蓄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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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面对着伦敦城的残垣断壁，英国再也无暇做什么“帝国梦”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恢复国内的工业生产、实现充分就业、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劳资阶级冲突。这个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内经济最大的挑战，致使民意抛弃了旧的、正统的经济说辞。结果，战争刚刚结束，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赢得胜利的保守党就丢失了执政权。1945年，主张经济国有化和政府强势干预的工党上台。1946~1951年，英国非常集中地实现了对煤矿、钢铁、电力、铁路等支柱行业的国有化（还有一些行业“二战”前就已经国家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私人股权就是在这一浪潮中，被政府全部出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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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1931年提交英国政府的《金融工委报告》中就提出过国有化英格兰银行的主张。在政治上他投身于自由党，但他不认为私人机构的力量能够解救资本主义不断爆发的危机。把一个已经伤痕累累的经济，交给一个自由的市场去调节修复，更是不智之举。1936年，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极力证明，对于充分就业与扩大需求，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够做得更好——只要它学会灵活运用手中的两套利器：财政赤字与货币发行。其中的关键是要放弃金本位制，给予政府货币发行的灵活性，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可能。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国有化的英格兰银行——这个自1844年以来一直是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被视为政府经济干预不可或缺的绝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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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以前被老夫人嗤之以鼻，现在政府得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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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一批的新经济金融理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与“积极财政政策”两个车轮经过的大道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20世纪下半期的世界经济，就在这条大道上千回百转。经济、金融系的学生可能都曾学习过，美元兑黄金的钉住汇率1971年被越战与石油危机冲垮；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彻尔夫人的供给经济学重新点燃私有化之光焰，英国将国有大公司归还给了市场；在世纪末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得非常强势，所到之国，“华盛顿共识”支持的财政金融政策便大行其道；而美元稳做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第一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第一投资资产。到了21世纪，虽然全球金融秩序中布雷顿森林的身影已经淡化，但凯恩斯经济学却仍在到处发酵。例如2013年末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联储在货币供应上搞了QE（量化宽松），联邦政府的赤字一直在暴涨。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在宽松政策上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通货膨胀表现温和，利率低行，英镑汇率坚挺。2014年甫一开张，各家投行的报告都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叫好，股市虽有调整，但市场信心正在重新建立。这种风景，无疑离不开几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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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的巴顿·比格斯在谈到昨日的金融史时曾感喟：“凯恩斯经济学把“二战”后的世界从衰退与通缩中拯救出来。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或许和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罗纳德·里根三个人加起来一样多。”谈到今天的对冲基金业务，他又告诫说：“每个严肃的投资者都需要弄懂凯恩斯的模型，因为它是世界运行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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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这本书亦得到了凯恩斯的称赞，1945年被丘吉尔引用，1980年为撒切尔夫人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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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在凯恩斯学说刚刚成型的1920~1930年，它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吸引眼球的叫板来自一位生于维也纳富裕家庭的奥地利人，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他和凯恩斯所争执的，是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继承来的一个老问题，即市场是否能解决所有的就业、价格与生产的平衡问题。哈耶克激烈抨击苏联当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或集体经济，同时，在其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他也警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美国搞的这一套干预政策与福利政策，离统制主义（totalitarianism）也只有一步之遥。“经济的控制不仅仅是控制了人类生活可以分割出去的一部分，”他争辩道，“它控制的是实现人类目的的全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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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反击哈耶克的一些话说得也很刻薄。不过争吵归争吵，这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在剑桥的国王学院一起进餐，在河边一起散步，切磋砥砺。剑桥大学的弗里敦教授后来说，他们两人争辩的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终生成就奖——一位学者在专业领域里梦寐以求的荣誉。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永远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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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记得凯恩斯和怀特争吵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吵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激烈程度或许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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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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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小蒋老虎苍蝇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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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的民国，不管是纵向对比通商银行成立时的清末，还是横向对比危机与战争笼罩下的西方, 颇有建立财政金融“新秩序”的希望。这个中国版的新秩序应当包括：中央政府统一税制币制、维持稳定以利工商金融业的发展、平衡财政与调整内外债、收回列强控制的海关与国际贸易权。但这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奋力抢救全球资本主义之时，国民政府把希望变成了彻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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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渊的两只手，是特权与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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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特权与贪腐时，首先想到的是官僚资本。但实际上它是一片黑云覆罩下的森林，往下看，根深蒂固的是“政府”的特权与豪夺；往上瞧，枝繁叶茂的是“政商”的特权与暴利，中间又粗又长的是“官僚”资本的躯干。财政金融, 为它们输送赖以生存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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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豪夺，必须排在“特”与“贪”的第一位，对象是整个社会，首先是江浙一带的民族资本。以费正清教授的观察，从国民政府建立的第一天起, 这就不是一个“亲商”的政府：“它远非心系资本家，相反，它摧毁了相当自由主义的上海商界。利用一种帮派的恶劣手段，它连哄带吓，胁迫商人为连年的军事支出提供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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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世史学家笔锋带刺的描述，意思正好相反：国民政府开始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高官自肥，而是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信仰，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这一理想驱使着国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独揽军权与财权；统一税制币制，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系；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个小银行，实施外汇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系列“顺应时势”的金融改革，背后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支持国军四面征讨反动力量, 实现当年北伐提出的建设新中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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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由五院十八部六个委员会构成，在南京建成了几条行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