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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包括发行钞票、代理苏维埃政权的国库、开展储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然而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各个根据地银行是独立发行货币，互不通用，没有法定的兑换比率。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分割的货币流通成了大问题。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南汉宸（1895~1967）1948年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等到解放北平时，各路大军都拿着各解放区的货币，那不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吗？此话一直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中央决定马上着手解决问题。才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立了人民银行，它的第一个功劳，就是在全国统一发行了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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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对中国的意义，堪比1844年英国把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认定为“法定货币”的创举。不过我们有个问题，人民币如何能保证强制流通、币值稳定？翻查人民银行1948年成立前后的一些论述，找不到当年困扰着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那些议题。发行人民币的银行准备是什么？发行量受贵金属和外汇的制约吗？如何防止发行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各国货币的兑换率如何确定？国民党的政府刚刚在这些问题上摔了大跟头，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倍加关切。非常明显，人民银行的关注热点不在这里。从上述布告中我们可以读出，新钞票不准备与任何贵金属或外币挂钩，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位币”，而且也是其他解放区流通货币的“本位币”。保证其流通价值与秩序的，是布告中措辞严厉的惩治办法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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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看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国家一家接一家放弃了金本位制，使政府获得了利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国民政府从中学到了工具理性，不受贵金属或美元汇兑本位约束的法币与金圆券的发行，给了它军事财政的盘桓空间。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自立本位，并且由政府出规则，强力保障流通秩序，似乎也符合了时代的发展潮流。但是指导人民银行政策实践的，并非西方凯恩斯的黄金脱钩理论，而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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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开宗明义就讲货币，“信用与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注重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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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开始，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就不信什么金银本位制，从未挖地建过什么大金库。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1904~2005）1944年曾在山东帮助当时的北海银行解决北海币发行出师不利的问题。该银行既无金银，亦无外汇，发的货币根本敌不过来自中储币与法币的竞争。薛暮桥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一个理论，即货币的“物质本位论”。他说北海币不靠金银也照样硬得起来，因为“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又符合苏联的产品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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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北海银行大受启发，据说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增加所在地胶东地区的供给，提供贷款发展区内商品经济，同时有效堵住中储币、法币在自己地盘内的流通，北海币果然名气大增。为了维护币值，北海银行每发1元货币，就购买5毛钱的物资储存，等于为自己建立了50%的准备金率。到1945年，北海币的发行量一下子从2亿提高到6亿。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现代生活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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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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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赢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曙光照亮了东方，人民币一路发行一路春风。对所谓金银本位，人们无所忧虑，信心就是来自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强大的物资调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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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的公债。它的年期本来为5年，息率7.5%。1944年7月，政府财政状况好转，马上全部偿还。对运用金融手段的慎重，为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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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政府领导的银行，出身于贫困农村，服务于工农百姓，与英格兰银行不一样，与上海的金融财团也不一样，它们没有成为引起政府注目的“大款”，天生不是政府的“钱袋子”。共产党的革命资本，开始时主要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在陕北革命根据地，1941年以前，财政来源比较多元化，相当部分靠外来的捐款和国民政府的拨款；1941年以后，调整为依靠累进制田税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种普通的、特殊的税种，在支持边区政府的开支中至关重要，而边区银行的直接贡献，只是1941年发放的一笔总额为500万边币的“建设救国公债”。陕甘宁边区也曾出现过边币的通胀，但相对于边区政府已近百亿的财政收支来说，银行的货币发行和债务融资从未取得鼎足而立的地位。用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眼光看，“银行的发行要全部用于生产”。赶上财政没有赤字没有透支，就是银行的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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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开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在革命中自学成才的财经专家南汉宸。1948年，南汉宸就同薛暮桥一道，在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做副主任。人民银行的成立与人民币的发行，都有他运筹操持的身影。他的另一项功绩，就是为人民银行聚集了一批金融界的专才贤士。其中有一位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共事20多年的资耀华（1900~1996）先生，他对人民银行在未来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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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设置都是采用中央银行体制……中国的金融事业也应当按照这个模式组建：即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起到银行之银行的作用；而其他各银行是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其专业银行的作用……过去，金融机构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比如票据交换和贴现、证券交易市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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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耀华1949年刚刚从美国讲学归来。彼时彼地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正在从战后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中慢慢脱身，重新获得了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同时，国会要求美国联储必须继续与财政部配合，维持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特别是要保证就业、生产、购买力与物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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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挑战和对策平移到1949年的中国，似乎异曲同工，但它们背后所反映的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人民银行不能独立，它很快被归并入政务院的直属行政系统，总行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旧日的“华尔街”——西交民巷。金融业也不可能继续保持自由化与多样化，否则，就无法建立计划经济体系中的金融秩序，难以维护人民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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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耀华（中）建议成立“中国金融协会”，出版月刊杂志《中国金融》，创立了人民银行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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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时初期中国，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还有两三千家，市场上的银圆存量巨大，虽已被禁，但实际上它们仍是流通中的“大哥大”。各种交易市场在和全国解放的形势对赌，冲击着物价指数如坐“过山车”。特别是在上海这座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政治与经济堡垒，虽没有了孔、宋之类的大家族，但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大小投机商、茫无头绪的惊恐市民、孤注一掷的工商资本，他们都把“货币”看作是主宰自己和社会命运的“挪亚方舟”，拼命要爬上这条船。他们储存黄金、倒卖白银、投机物资、抛售纸币，局势乱作一团。国民政府的“老蒋”“小蒋”曾想在这里建立秩序，结果是乱上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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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进入上海的人民银行面对的就是这一乱局。然而，运用政权和物资集中的能量，人民银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即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清理了银圆对人民币的“抵抗”，关闭了所有违反法纪的投机市场和机构，帮助私营工商业很快地恢复了生产，经济生活基本走向了正常。在清理干净的场地上，商业信用逐步被取缔，银行的信用最终集中到了“统存统贷”的人民银行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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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的变化，在20多年的时间里，止步于一家银行、一个信贷计划；止步于货币的集中发行和M0、M1、M2的创造。中国人民银行，如资耀华先生的建言，真正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是1984年的事情了。时间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它流过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1913年美国的联储、1928年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1949年的人民银行，终于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冲击到现代银行制度的前沿。那时我还在上研究生，论文的标题就是“论中国中央银行制的金融制度”，其实只是在重复金融前辈所熟知的那些基本原理。人民银行跨出的这一大步，在20世纪70年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文革”的后期，中国的物资经济、调拨经济走向了极端，差点儿就回到了产品经济。它不但是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同时也成了一个没有银行的国家。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回忆了发生在1969年7月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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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银行系统同财政部门合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入财政部，各省市分行与财政厅（局）合并。当时，我作为人民银行的代表同财政部商谈具体合并事宜……最后，银行的独立系统不复存在，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