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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风险,从“大而不能倒”到“大而不能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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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构倒闭的毁灭性打击,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场、政府和纳税人能否承担损失,为“大而不能倒”埋单。100多年前,美国有一位金融评论家布朗·戴斯,就尖锐指出过和规模相关的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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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并不是罪恶,我们认同如此一说。但是规模可能是有害的。原因是达致规模的那些手段、规模的用途,和可能导致的有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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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规模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大而不能倒”是和规模相关的问题,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大而全”金融生态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达致规模增长的手段——上了瘾的并购、疯狂地利用杠杆、一切以股价为出发点——肯定隐含着难以预防的极端行为;业务全能的金融机构,例如既是银行,又做自营、风险投资,是否能够避免利益冲突;技术的改进、效率的提高、资源的集中,真的使市场变得更加稳健吗?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摩根士丹利主席约翰·马克先生所质疑的:华尔街文化,以致全球的风险趋向文化,是否已使大银行的“自我约束”变得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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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的投行业务与人员2002年曾被美国证监会调查,公众对它的操守提出了质疑。桑迪认为,这是监管者对他们难以监管的大银行进行的一次不公正的报复。尽管他个人最后以“无不当行为”脱离了诉讼的险境,但是,毫无疑问,管理花旗银行——一家业务极端复杂、文化上是并购的拼盘、鼓励各自为战、股价成为压在收入上的重负的金融帝国——已经使桑迪疲惫不堪。2009年,约翰·里德干脆承认,他后悔亲身参与了解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那一场合并,抱憾小存款人因之被拖进了大银行也无法掌控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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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行成了相互间的交易对象,它们的利益连成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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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大银行现在失去了几年前的光环,甚至面对业务被分拆的局面。然而,“有些业务只有依赖规模,才能完成必要的投资,才能承担超常的风险,才是全球化经营的支柱”,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J·P·摩根银行的主席杰米·戴蒙曾如此争辩。对此,他深刻的实践经验与体会来自他师从桑迪·韦尔创造花旗集团的时光,也来自他自己一手创立、经营当今美国最大的金融集团的艰辛。这一次,大银行如摩根没有像在1935年那样被监管拦腰斩断。但是,2010年7月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一个新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包含了“沃尔克规则”的两条禁令,银行从此不能从事自营交易、不能涉足对冲或私募业务。戴蒙主席对此无话好讲。该法通过一个月以后,他关闭、出售了J·P·摩根属下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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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大小,并不决定生存竞争的优势,这在自然界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金融界的“大而全”俱乐部如何前行,与“小微”“互网”俱乐部如何共存,可不可也用自然界的规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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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静水深流的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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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全世界都在关注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为实现中国外汇资金的多元化投资管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CIC)正式成立。它投资的资产类别包括传统的股票、固定收益,也包括时兴的另类资产,即对冲基金、私募市场、大宗商品和地产投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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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人民银行恢复经营以来,中投应当是中国等级最高的又一家金融“王牌”。它意味着“国家队”已进入全球最热门的金融行业,即云集着各路精英的财富投资管理。在大众刚刚眼熟的“基金辞典”里,现在又蹦出一个新词:主权财富基金(SWF)。据海外调研报告的预测,主权财富基金在2005~2015年会超速增长,总规模将达到11万亿美元,中国就是其中增长最快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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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财富基金”,对中国人来说,新,也不新。早在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时,新加坡政府的主权基金——新政投(GIC),就成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头一名。世纪之交,大型国企重组海外上市,不少国家的主权基金便是它们股东名录上的常客。查查这些基金的老祖宗,原来和一间2004年进驻北京的机构有关,那就是来自中东的主权基金——KIA(科威特投资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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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家基金的前世渊源,又要扯出大英帝国当年应付危机的点子。二战中的英国作为宗主国,已经难以承担对殖民地或附属国的财政管理。它允许并鼓动这些属地政府自己出面组织财力,投资产业赢利,实行财政自治,这是帝国内部的政府投资管理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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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三大主权基金的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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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仍在英国托管下的科威特,首先把组织基金的想法付诸实施。彼时科政府已经从石油销售中赚取了大量硬通货,它设立了投资局,用商业的办法来管理这笔钱。成立后的几十年中,KIA的总规模滚至1 000多亿美元,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一二百万的小国来说,这个数字令人咋舌。但KIA经营回报业绩平平,海外关注的目光寥寥。后起之秀,譬如中东的阿布扎比(ADIA)与新加坡政府财富基金,在回报及规模上已把它甩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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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KIA换帅,艾尔·萨德(Al Sa’ad)成为它的首席执行官。新官上任三把火,萨德的当务之急是提升KIA的投资回报率,他把眼光转向了投资业绩出类拔萃的美国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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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萨德看上了谁?不是传统投行,也不是传统基金,他看上了在美国管理着“另类投资”的一批精英经理。他们的旗下,有房地产基金、新兴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还有艺术品、特定资产基金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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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金的投资策略,既没有债券投资那么保守,又没有炒股那么激进刺激。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它们的业绩却战胜了所有传统的投资工具,两位数的回报率屡见不鲜。而且,在世纪末的几次市场波动中,它们大多是“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私募股权基金,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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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许多大投资人,早已参透另类投资的奥妙,并把自己适当比例的资产配置于其中。例如哈佛、耶鲁大学的受托基金,就把自己做成了架在另类投资基金之上的基金。耶鲁基金的掌门人曾对巴顿·比格斯坦陈,他把大多数投资都交给了外部基金经理,也就是说,他的业绩是因为选对了做投资的人。2000年,耶鲁基金以年度复合增长率16%的业绩排名基金回报第一,哈佛基金则以15%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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