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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如同造纸术一样，纸币的概念也是从中国传入了欧洲。当时来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使者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了欧洲人。他们发现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商家。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直到最近100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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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欧洲的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3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公元17世纪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的，而法国纸币则是在1720年左右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中国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不过，历史上的教训拖延了纸币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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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货币形态通过政府的强制跨越时代使用，至少有几个弊端：其一，过早脱离了货币与实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自然联系，货币蜕变为政府的执政手段和控制市场的工具，导致了货币的非货币化过程，适得其反；其二，过早的货币职能分离导致金融货币与法定货币分道扬镳，市场的金属货币荒和政府的纸币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破坏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宋、元两代政府的垮台一直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三，通过纸币来注水成为政府自然选择，急功近利的行为和大国崛起的幻觉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经济景气，但从历史远期看，会毁坏政府和社会信用，变成商业文明的内伤。有着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法国、德国和中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弥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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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国和欧洲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的政府能量远远超过欧洲，控制能力强，军权、政权集于政府一身。欧洲国家分裂，并且内部还有教权和皇权的分立，因此欧洲的政府信誉远远不如中国。在中国，不接受政府信誉意味着犯罪，但在欧洲，如果市场不接受政府信誉，政府就会破产。从货币角度讲，只要有政府信誉，都可以叫货币，但是中国货币的统一使其货币影响力远远大于欧洲，也造成了中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土壤远远超过欧洲。欧洲“小国寡民”式的区域型货币使得跨国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必须以金银来结算，这也从客观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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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早期欧洲除了纸币兑换，还有贸易和保险、雇佣军之间的交换等融资手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欧洲丰富的融资工具能够更强地抑制通货膨胀和分散风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由于没有内外部的博弈，强势政府控制货币和制造通货膨胀，同促进货币形成同样有力。欧洲的货币弱势和中国的货币强势相比，强势货币更容易成为政府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手段，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更强，而西方的货币弱势只能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手段之一，于是给了其他金融工具自行发展的空间，例如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及债券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出现。从中国的货币发展以及同欧洲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形式能够刺激官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压抑了民间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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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书：票据的收款人或持有人在转让票据时，在票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续。背书的人就会对这张支票负某种程度、类似担保的偿还责任，之后就引申为担保、保证的意思。即为自己的事情或为自己说的话做担保、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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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金钱魅力与文明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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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所到之处，是残忍的杀戮和野蛮的抢劫，而商业的文明却在潜移默化中彼此融合。东征的最终失败，促使欧洲人寻找奔向东方的其他道路，大航海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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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十字军东征一直是一段神秘的历史，它是一场历经近200年，动员了千万人，跨越了欧亚非三大洲的一次战争，其中充满了血腥屠城、背井离乡、纸醉金迷的气氛。多年前，笔者曾游历耶路撒冷，也参观了多个十字军战场，陪同讲解的无论是阿拉伯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是非教徒的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个暴行和对文明的摧残。但是，翻阅了许多历史著作和资料，十字军东征仍有太多的迷思需要去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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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年前后，经历了罗马帝国衰落后的欧洲正在成为基督教的后院，宗教势力在与世俗权力争夺民众中取得上风，旨在回归宗教精神的克吕尼运动(1)已经将欧洲民众的价值观和财富观紧密地与基督教教义和朝圣联系起来。同时，社会也在发生巨大变革。首先，欧洲社会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封建领主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其次，西欧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使得大量贵族无法继承遗产，成为纯粹的“骑士”，他们中的很多人依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为生；最后，西欧新兴的城市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商品市场。此外，受到封建领主压迫和饱受饥荒折磨的农民，也想寻找摆脱饥饿和封建枷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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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公国林立、乡村正在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中，领土之争、宗教迫害和家族纷争使得大批骑士和农民流离失所，在欧洲不断迁徙求生。基督教声称的“千年末日”成为教徒和民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共同历史机遇，而到耶路撒冷朝圣则是必需的赎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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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在伊斯兰人手中统治了300多年，并且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彼此对领土的争夺战，在中欧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之间形成了极深的宗教仇恨。伊斯兰教极端派在1009年出于报复摧毁了耶路撒冷的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并封锁了基督教徒的朝圣路线，继而又进一步在1071年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使得后者不得不向罗马基督教廷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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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样信奉基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与远在西方的罗马教廷，已经基于神学理念和权力争夺在1054年就正式分道扬镳，形成了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两系。拜占庭的求救恰好给了罗马教廷一个绝佳的机会大举东进。此外，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刚刚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西西里岛，意大利沿岸各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阶层和共和国舰队等都强烈渴望在地中海和阿拉伯人控制的红海建立政治和商业的优势，毕竟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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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社会变化、种族冲突、宗教对立和商业期待等因素下，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召开宗教大会，号召基督教徒以十字徽为标志组织圣战，向耶路撒冷进军，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圣地。在法国的克勒芒宗教大会结束后，乌尔班二世发表了煽动性演说，他历数基督教徒在东方的痛苦和突厥人的“暴行”，号召贪婪的领主、好战的骑士、冒险的商人和盲从的农民统统拿起武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他还允诺说，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过，死后直接升入天堂。就这样，宗教感情的冲动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使西欧各个阶层全都狂热地投身进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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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做十字军东征号召 激情四射的演讲让无数地痞流氓心神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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