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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金融是制度安排，也是生活态度。金融是伴随人类成长的朋友，不是瓦解生活的敌人。但是，金融业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妖魔化、阴谋化的对象，除了金融垄断而形成的居高临下的戾气外，还有对民间金融长期口诛笔伐、横加摧残的后果。正面的金融教育不见，阴谋论就有机会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出于种种计算，以讹传讹，导致大众对金融的理解需要从谬论入手，令人遗憾。以笔者浅见，金融阴谋论主要有这样几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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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无知与恐惧。除了极少的创新者，人类天然地恐惧变化，回避风险，希望寻求安全的保障。原始社会中，人们因对风雨雷电的恐惧而形成早期的神灵崇拜。在吕底亚和希腊的时代，金银币也都铸上各种神灵和帝王的符号，希望获得保佑。人们表面上的敬重更是恐惧的结果。金钱崇拜在特定的环境下就转化为对金钱的摧毁，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为与世隔绝而将金银币销毁去使用铁币。法国人在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破产后，洗劫了所有银行机构并限制其发展几乎200年之久。次贷危机后，许多国家对金融衍生产品严格限制或取缔，对金融创新谈之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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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农业社会体系中，货币、支票、信用和钱庄等都是复杂的交易媒介和资源组织平台。人们难以理解何以有人承担风险提前预订了秋天的果实，何以货币可以买到闻所未闻的物品，支付教育和旅费，甚至提前享受到未来的生活。从事货币交易的人和机构都是神秘莫测的，一定是有目的、有计划，因而是有阴谋的。无知与恐惧下，人们自然要选择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是崇拜继而服从，或者是排斥继而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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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偏见与懒惰。人类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对任何变化都会找到一个或一组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旦从大众中得到世俗的解释，又不愿意为难自己，努力学习，弄清逻辑，就容易继续从众来巩固偏见，寻求心理安全感。当偏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时，维护偏见就成为一种义正词严的责任了，而且有自豪感。所以观念的变化是非常艰难的，没有这个变化，也无从启动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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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变化归咎于外部力量或他人的作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思维和态度的懒惰。即便已经意识到阴谋论是缺乏逻辑支持的，但建立新的逻辑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观念资源，大多数人没有需求动力和求知欲望来组织资源并架构逻辑，只能期待他人的思维创造来搭便车。更何况，阴谋论往往迎合大众趣味，有浪漫性。多年前，得知陈志武教授要写书批评阴谋论时，我曾称：爱因斯坦如何与跳大神的讨论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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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制与迷信。前两个问题比较简单，在正常环境中通过开放信息和交流，便可以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逐渐解决，即便有相当多的人仍然敌视金融，也不会成为阻碍金融制度变革的困难。但是，在专制的环境下阴谋论有可能成为舆论主流，形成政府决策的社会压力。在一个简单的造反逻辑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之后，任何细致的思维耕耘演化，即便是为了支撑这个意识形态的提升，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思想者很快就被逆向淘汰出局。留下的都是巩固简单思维的，而且其生存的条件便是尽可能地延长与外界隔绝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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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利用阴谋论来操控舆论，煽动民意。而在缺乏舆论开放的社会中，来自官方的扶植会形成一定气候。特别在中东某些国家中，所有新事务都成为西方势力的操控，甚至近年来，中国阴谋也成为西方政治家彼此博弈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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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阴谋论不会被消除，但学习、思考和开放会大大提升公众金融素质，这也是金融制度变革和观念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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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活动时间约有一千余年，大致可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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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九章 英国光荣革命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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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因素让英国的光荣革命少了许多“革命”的元素，成了商人和国王的和平谈判。反观法国、俄国乃至中国式的革命，往往血流成河，代价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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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201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文章很多。其中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讨论。300多年前的一次不流血宫廷政变将英国推上了宪政国家的道路，也使其进入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其后的工业革命将英国变成了世界霸主，而英国进一步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和国门，这就使得许多中国学者的理性分析和感情表达都有浓郁的英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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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学者在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中将清朝最后皇帝的退位诏书定位为相当于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有些言重，但也道出历经百年暴力革命摧残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反思和期待。须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很不光彩的阶级妥协，没有通过暴力革命获得的政权都是不彻底的，也是缺乏革命灵魂的。前苏联和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对“光荣革命”的评价都不高，故而，当下的反思也多从宪政的角度来考察，说明英国革命远比暴力流血的法国大革命来得成功和符合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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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专业立场对“光荣革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相映成趣。大众的版本多是集中于借助宗教力量的权力之争，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上台后大肆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迫害清教徒，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结盟。而以清教徒为主体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集团则扶植不信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和她丈夫荷兰执政王威廉联合执政。1688年，威廉夫妇带领军队逼迫詹姆斯二世下野并将其流亡法国，之后夫妇两人联合统治英国，宣布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国王，国王也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这种血亲为仇、宫廷政变、国教改宗的故事一直是文学剧本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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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法律学者则再上溯400年历史，在英格兰贵族的劫持与胁迫下，英国国王约翰不得不在1215年订立了《大宪章》（Magna Carta），这是封建贵族与王室的政治权利契约。而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三十九条，由它衍生了人身保护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以法律规则高于国王个人意志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国王在以后几百年中不断扩大权力，但这一条始终没有变化。“光荣革命”后，新国王不得不与支持他们上台的英国资产阶级代表的议会签署了《权利法案》。这是英国政治性法律中重要的一部法案，由威廉三世于1689年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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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规定了英国人民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民事与政治权利，包括：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佩带武器用于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人民有不遭受残酷与非常惩罚的自由；人民有在未审判的情况下不被课罚金的自由等等。直到今天，地球上许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这样一些基本的权利。相对于几百年来全球各地的血腥暴力与革命，英国人民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却是不流血的政变产物，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光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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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版本直指人心信仰，不过宗教无法避免甚至鼓励杀戮，却是历史事实，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何以光荣。法律和宪政版本则是巩固了“光荣革命”的结果和将其制度化。相对于以后的法国、美国等制度改变都经历了战争与暴力而言，英国“光荣革命”还需要更多解释。托克维尔等学者在此后的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英国人的性格和理性能力等都带进了分析要素。不过，他这样做是基于要批评法国知识分子的浪漫激情和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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