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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庚子国难前后，发展到高峰时，中国票号的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总额已经接近2亿两。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使得票号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失去政府资源的票号存款被提，放款又无法收回，周转困难。1914年，有90多年历史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大公报》在分析其倒闭原因时曾总结，日升昌营业中心首先在南不在北，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革命后各省发行纸币，日升昌现金缺乏，白银调运导致大量亏损，此外，在外资银行的欠款也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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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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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票号旧址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对近代中国本土金融能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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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当然，我们可以笼统、轻松地将钱庄票号业的衰败归结于外资银行的压迫与本国腐败而垄断的金融制度，如同主流教材和影视作品一样，从而激发出莫名的民族主义惆怅和悲愤。我读过许多将中国的钱庄票号描述为祖上传承的国粹的文章，其功能甚至胜过华尔街。其实，想象并没有事实的支持，而这样的悲情也无助于我们客观认知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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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地区是近代银行的发源地，银行这个词汇就源于拥有从事货币兑换的板凳柜台的专门机构。而且当时也有两类不同分工的银行，一类叫minuto bank，从事当地货币汇兑和珠宝抵押贷款，相当于钱庄。另一类是grossi bank，从事国际贸易汇兑、解汇和给政府教堂等公共机构与商户提供长期贷款，也类似于我们的票号。不过，经过200多年的运转，这两类金融机构都在18世纪互相融合发展成了现代的商业银行。后者更集中于提供长期资本筹集而成为商人银行（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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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意大利创立了近代最早的威尼斯银行，随后，1593年的米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1621年的纽伦堡以及1629年的汉堡，也相继建立银行。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银行则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规模巨大的股份银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银行的主要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稳定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于1844年改组，成为国家中央银行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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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中政教之争和诸侯割据导致契约关系稳定，给商业机构和金融业提供了稳定的自发组织成长环境。贸易、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动进一步巩固了商业银行作为聚集大规模和长期资本的功能；股份公司的创造在客户群层面上保证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投资的安全底线；而最终银行股份制的引进则奠定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基础，即股东与管理层的公司治理规则、财务透明与安全经营的约束，保证了金融体系能始终平稳，经受商业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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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的钱庄与票号，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始终没有独立自发成长的空间，尽管300年前中国商业经济和市场规模并不比欧洲差，而且金融技术与手段或许比意大利同行还要复杂先进。实际上，山西票号曾经创立过十分严谨的管理模式，其密押制度、总分号报告制度以及总号独立出票制度都曾显露过现代银行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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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足以让他们跟上时代，由于中国的产业革命不能形成，大的资本积聚并没有市场需求。融资只能是供政府做非商业支配。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观念的革命，钱庄和票号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政治动乱。内部争斗和规则颠覆也导致其无法稳定成长为集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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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观看中国的外资银行历史资料中特别注意到，他们与本土银行的相比，除了观念差距和技术手段不同外，政治上的特别优惠或歧视并不存在。事实上，最早进入中国经营的许多外国银行也在不同的金融风潮中倒闭、破产，如1850—1860年期间，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所属丽如银行、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等，倒闭的还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日本、俄国的一些银行。而票商对同官办银行的合作表现得也并不积极。光绪年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曾邀请山西票商入伙天津官银，却遭到票号财东们的果断回绝，户部尚书鹿钟霖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也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出于各种考虑，明令无论票号还是个人都不得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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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百年里更多是与钱庄、票号合作，彼此融资联合服务客户，也为中国本土银行引进了全套的金融技术和管理模式。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银行很多主管都是从外资银行挖脚而来，有些主管甚至就是洋人。他们互相帮忙渡过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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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16年北洋政府印钞过度导致纸币大幅贬值，全国挤兑风潮骤起，段祺瑞政府颁布停兑令，导致全国银行危机。中国银行为自保而抵制停兑令，与英、日、德、美十几家银行商借巨款而渡过危机。同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英资、日资银行立即遭到全民挤兑，汇丰银行和横滨正金等银行不得不向中资银行和钱庄、票号求救，得到中国当时的民间银行“北四行”和大量中小钱庄的借款支援。金融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产业，银行破产倒闭将形成连锁反应，中国的金融业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对钱庄和票号来说，先天成长和后天发育，都注定它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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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五章 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金融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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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与那数千家外资洋行和数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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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1757年，清朝再下锁国令，仅保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了第一家洋行柯克斯·理德行，专业从事代客买卖。此后，各国洋行陆续进入广州营业，白银、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与农产品成为主要商品，当然也有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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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初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集中在广州的所谓“十三行”，即得到政府特许经营外贸业务的中国商行。尽管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办民营贸易垄断集团在从事国际贸易中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清朝最有财势的山西晋商和两淮盐商成为民商的鼎立三足。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富可敌国，以拥资2600万银圆成为当时世界十大首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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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十三行的职责包括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款，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政府曾于乾隆十年（1745）从广州20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5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因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的权利，所以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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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十三行的专营权也被废止，洋行纷纷入华。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了香港、华记等大洋行，几乎既经营货运，又兼营银行与保险业务。到1860年，洋行已经有200多家，控制了国际市场的对华贸易。而广州是在1858年出现的地区性专业轮船公司——枣省港小轮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