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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即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汇丰银行也是少数几家维持中国与全球联系的国际银行之一。在香港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空前的金融危机局面下，汇丰银行运筹帷幄，稳定了局面，得到了历届政府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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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洋行介入中国传统经济，催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买办。买办意义众多，鸦片战争后，洋行时期的买办多指帮助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类被外商雇用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帮助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间形成双向沟通。而且，此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买办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买办最初产生时，社会地位低下，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地位迅速提升。他们既盘剥中国的本土商人，也从外国商人身上渔利。买办是中国最先直接接触到西方资本市场和商品贸易的一群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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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和外资银行在过去百年里都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大患。价格剥削和市场压榨自不必言，互相勾结掠夺中国核心产业的利益、长期压制并扼杀民族产业发展更是延续到今天的罪状，特别是从事鸦片贸易的历史，更是让沉迷于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人士理直气壮地谴责国际势力的万恶不赦。尽管最近30年来，洋行和外资银行已经成为创造中国财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历史的客观评价依然，很少有机会得到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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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和外资银行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现代企业，他们借助军事霸权和产业技术优势残酷地打碎了大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和自然经济的全部屏障，用西方殖民霸权和市场经济的规则对孱弱的经济体系和民生格局进行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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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不应该忽视的是，近代的铁路、桥梁、公路、电力、纺织、水泥、矿山、钢铁、制造、城市建设等硬件，邮政、教育、法律、金融、财务等软件，甚至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都与早期的几千家洋行和几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洋行和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是不能因掠夺和剥削而矢口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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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特别举出汇丰从洋行到外资银行，再到今天全球金融巨头的经历，希望表达一个历史的逻辑：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文化传递机制。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有成本的，商业与金融作为进步的杠杆远远比武力和垄断更为有利、有益。与动辄几百年历史的全球金融集团相比，汇丰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洋行迅速成长为执全球牛耳的金融大鳄，说明其不仅是中国经济历史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商业和金融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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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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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买办的一次聚会 买办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并不光彩的角色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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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六章 墨西哥鹰洋与货币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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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流通的鹰洋，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自此，中国废两改元，“银两”在历史上逐渐消失，“圆”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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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30多年前读书时，得知墨西哥鹰洋曾在中国市场广泛流通，继而被告知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和弱国的悲哀与耻辱。多年前在日本的货币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明朝的铜钱曾是日本唯一使用的官方货币，多少有点莫名的欣欣然。再后来，发现在英国博物馆选择的体现世界历史的100件文物中，墨西哥鹰洋的正宗前身西班牙银币位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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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皮毛、贝壳、盐块等一系列交换媒介后，古罗马帝国启用了金币作为主要的兑换、交易和经济储备工具，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尽管中国曾在1000年前的宋朝使用过交子等纸币，但铜币和银两始终是货币的主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洋人的货币也就势进入中国市场，一度主导了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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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为黄金而来，但在印加帝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特别是玻利维亚波托西地区（Potosi）的丰富矿藏，使得殖民者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西班牙人开发矿藏，提炼银金属并向欧洲和各国输送。从1520年首次出口到欧洲的148公斤开始，到1590年时每年出口达到300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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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意指一个银币值八个里尔）首次铸造于1573年，到16世纪末的25年内，便迅速流通到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流通银币，并且将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大转移。依靠这些财富，西班牙成为一时的霸主，组建了强大的军队，打败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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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银币通过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进入中国，初期由于成色好、含银高，深得中国民众喜爱。商人们大多将进口的银币立即熔化，改铸纯度较低的银两或打制成各种银器。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体现。西班牙银币的进口给当时明朝银本位制度的监管带来了许多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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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白银进口也给西班牙经济带来了问题——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政府挥霍无度，人们奢侈浪费。另外，刚刚进入的白银立即交予国外收购，很少投入本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这使得西班牙丧失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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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继续制造与西班牙银币同值的墨西哥银币。1823年开始在银币上刻上墨西哥国徽上的雄鹰，以后改称比索。由于其成色稳定、品相好，加上西班牙在欧洲30年战争之后的衰落，迅速取代了西班牙银币的地位。很快，墨西哥鹰洋在全球各地都成为了流通货币，16－19世纪，墨西哥大体制造了30亿枚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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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衰落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中国自主货币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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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鹰洋从1854年流入广州，开始成为流通货币，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发展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皆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圆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墨西哥鹰洋主要的流通地区是上海，几乎成为主币，在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等地也流通甚广，基本超过了银两。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在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鹰洋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圆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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