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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170349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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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七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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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大大超过了日本，中国甚至被英国媒体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小的金融技巧足以倾覆整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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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谈及百年之前的洋务运动，主流学术界仍然是不屑一顾的否定态度。当代史学习惯性煽情，也是轻薄地将一场复杂深刻的中国近代产业奠基过程归结为两句流行语：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主要领袖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长期被丑化或矮化，洋务运动被归结为所谓回避制度改革、社会改造的一场闹剧。甲午海战的失败和权倾一时的盛宣怀发迹史等更是增加了民众对洋务派卖国求富的道德憎恨。至今，洋务运动俨然是攻击贪官污吏和抵制开放中很有分量的帽子，不时被翻腾出来。笔者看来，这桩公案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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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确认两年前的《天津条约》，同时进一步签下更为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也就是洋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三十几年，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民族发展的观点，但命运不济，在当时都充满争议。1894年，中国海军出乎意料地被日本海军打败，几十年的备战努力付之东流，权臣李鸿章屈辱下台，这标志着寄予中国复兴厚望的洋务运动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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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发轫于“自强”的立场，面对海外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力图大规模引进机器与技术设备建立近代的军事工业。其内容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洋务运动的诸种开拓之举多是依赖地方诸侯武装自己队伍的初衷。如曾国藩在安徽建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兵工厂，左宗棠在西安建立的西安机器局等。这些军事工业是官办性质，投资主要来源于海关关税和军饷拨款等，并无其他市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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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政府资金的困难以及诸侯彼此竞争的激烈，洋务运动后期开始面向市场，投资民用工业，以“求富”原则立业，企图形成独立和稳定的利润来源。同样，这一投资仍是围绕这些地方大臣形成工业布局。如李鸿章在河北和上海支持的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开办的湖北织布局和汉阳铁厂，左宗棠在甘肃开办的甘肃制造局等。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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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担任总理大臣之后，洋务运动达到极盛时期。其他大员不说，单单李鸿章本人就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江西兴国煤矿（1876）、湖北广济煤矿（1876）、开平矿务局（1877）、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山东峄县煤矿（1880）、天津电报总局（1880）、唐胥铁路（1881）、上海电报总局（1884）、津沽铁路（1887）、漠河金矿（1887）、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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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则在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不同的是，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创办洋务的思想特点。另一位洋务重臣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了《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即从中来，这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他在1889年任湖广总督时，在湖北建成了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1908年还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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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即从张之洞来，这是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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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据统计，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洋务运动期间中国通商口岸从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6亿两。兴办洋务期间，中国进口货物中，19世纪80年代后的棉织品取代鸦片跃居第一，而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成为西方国家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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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将中国的传统内生经济与当时全球的产业化直接对接，迅速填补了大机器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空白。这期间，清朝政局相对稳定，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几位强臣当政，太平天国被镇压，外国列强也忙于内部事务而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便是所谓的“同治中兴”。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都大大超过日本，以至于英国传媒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也是甲午战争前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甚至日本，都看好中国取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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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主要指军事、工业、贸易和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对金融制度和近代金融机构与工具的引进很少涉及。当时中国的金融结构很简单，除了官府收支与拨付的资金系统外，只有票号与钱庄两种基本业态。前者于山西最盛，主要承担汇兑和机构存贷款功能，后者则更多专注于当地的商业存贷款活动。对于维持自然增长的商业活动勉为其难，对口岸开放后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击和近代工业经营而言，票号和钱庄都没有资本积聚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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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从1845年至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的资本规模、管理方式和风险控制能力伴随产业资本向中国延伸而不断强大，将中国本土票号和钱庄挤压到边缘城镇和落后产业，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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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金融市场的空间，担任过洋行买办的商人唐廷枢在1876年曾倡议在广州建立股份制的新式银行，李鸿章在1887年也批准了与美国人合办华美银行，但遭到朝廷禁止。直到10年后的1897年，在官商盛宣怀手上终于办成了第一家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相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开矿、修路、造船、建水电等实业浪潮，一个银行的动议走了20年才修成正果，真是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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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洋务运动的同期，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1868—1889）。从倒幕战争到奉还大政于天皇，从迁都东京到建立内阁，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和经济制度；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销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制定宪法。日本的军国主义导向推动了军事能力的极大提升。成王败寇，甲午海战使得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洋务运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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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以军工、矿山、铁路等实业投资为基础，对于汇兑、结算、信贷为业务形态的金融机构不以为意，依然依赖政府的强制拨付制度和民间的个人信用来承载近代的工业建设和产业布局。在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和民间钱庄、票号趋于崩溃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体系和买办制度就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的矿山、铁路、工厂、邮电、水厂等建设多是依靠外资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或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甚至政府预算也要依靠发行外债来寅吃卯粮。如笔者另文所述，1911年盛宣怀主导的四国大借款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收路政策，也因此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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