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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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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即从张之洞来，这是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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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据统计，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洋务运动期间中国通商口岸从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6亿两。兴办洋务期间，中国进口货物中，19世纪80年代后的棉织品取代鸦片跃居第一，而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成为西方国家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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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将中国的传统内生经济与当时全球的产业化直接对接，迅速填补了大机器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空白。这期间，清朝政局相对稳定，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几位强臣当政，太平天国被镇压，外国列强也忙于内部事务而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便是所谓的“同治中兴”。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都大大超过日本，以至于英国传媒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也是甲午战争前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甚至日本，都看好中国取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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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主要指军事、工业、贸易和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对金融制度和近代金融机构与工具的引进很少涉及。当时中国的金融结构很简单，除了官府收支与拨付的资金系统外，只有票号与钱庄两种基本业态。前者于山西最盛，主要承担汇兑和机构存贷款功能，后者则更多专注于当地的商业存贷款活动。对于维持自然增长的商业活动勉为其难，对口岸开放后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击和近代工业经营而言，票号和钱庄都没有资本积聚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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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从1845年至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的资本规模、管理方式和风险控制能力伴随产业资本向中国延伸而不断强大，将中国本土票号和钱庄挤压到边缘城镇和落后产业，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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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金融市场的空间，担任过洋行买办的商人唐廷枢在1876年曾倡议在广州建立股份制的新式银行，李鸿章在1887年也批准了与美国人合办华美银行，但遭到朝廷禁止。直到10年后的1897年，在官商盛宣怀手上终于办成了第一家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相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开矿、修路、造船、建水电等实业浪潮，一个银行的动议走了20年才修成正果，真是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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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洋务运动的同期，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1868—1889）。从倒幕战争到奉还大政于天皇，从迁都东京到建立内阁，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和经济制度；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销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制定宪法。日本的军国主义导向推动了军事能力的极大提升。成王败寇，甲午海战使得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洋务运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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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以军工、矿山、铁路等实业投资为基础，对于汇兑、结算、信贷为业务形态的金融机构不以为意，依然依赖政府的强制拨付制度和民间的个人信用来承载近代的工业建设和产业布局。在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和民间钱庄、票号趋于崩溃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体系和买办制度就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的矿山、铁路、工厂、邮电、水厂等建设多是依靠外资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或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甚至政府预算也要依靠发行外债来寅吃卯粮。如笔者另文所述，1911年盛宣怀主导的四国大借款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收路政策，也因此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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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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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洋务运动未能启动近代金融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的障碍。欧洲早在17世纪就有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业惯例，英国在1856年颁布了公司法律，明确了有限责任的法律地位，这是现代公司进化的最为重要的基石。投资人的风险严格限制在出资额上，根本性地推动了现代资本的大规模积聚过程。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如票号、钱庄等都以股东全部资产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这就迫使金融机构尽可能股东分散化经营，将资本和经营范围严格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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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中形成的许多实业公司则是参考了洋行的股东结构，多采取股份公司的方式建立。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建立的公司多是股份制，而且官股私享，经营者获得多重利益。不仅有股权分红，而且有商权分利，还有准入权、孝敬金等费用。这种利益独享、风险规避的特殊公司体系正是盛宣怀等官商得以大行其道甚至逼走洋人同行的不二法门。因此，以为洋务运动操刀者不懂金融实在是大谬，他们只是以手段获鸡鸣狗盗之利，拒制度求盘根错节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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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始于清朝崩溃之际，外敌于前，欺辱于心，一时激起志士仁人的奋起，也鼓励能臣强将的搏击。各国列强之间的博弈，全球近代产业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给予了中国和日本一个宝贵的时段去变革。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齐头并进，引进近代工业技术和设备，更新教育体系和官吏机构，导致了亚洲经济在全球市场的首次崛起。政治制度和文明观念领域的进退取舍，造成了中国、日本发展路径的差异，而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发轫与否及其演化路径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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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这是工业体系的内生因素。洋务运动搬来了可见的机器和技术，却没有学习金融观念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一种瘸腿的工业化。我们后人更多提及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失败，这种评价有可能妨碍我们理解洋务运动的得失，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很难真正理解金融制度与产业、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内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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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八章 铁路与金融启动现代中国的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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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政局动荡，贷款合同无法履约，政府信用几乎破产，铁路融资不得不中断，产业革命之梦随之搁浅。如今，中国铁路建设、市场融资能力依然欠缺，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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