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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宁波商人虞洽卿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长期资助者。1916年孙中山为了建立长期资本来源渠道，与很早理解交易市场的虞洽卿达成一致，共同筹备一个股票交易所。几经磨难，终于在1920年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交易所。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和陈果夫等后来把握国民党政权的人物都曾直接参与，甚至进场交易。其中蒋介石和陈果夫曾有专营的交易商执照，尽管前两年曾有赢利，但在1922年的上海信托和交易所倒闭大潮下亏损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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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民党人在商场的沉浮经验导致他们高度重视对金融与财经大权的控制，长期重金聘请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专家为民国政府设计货币改革政策和金融体系，始终推动中国货币及资本市场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其中，1933—1935年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次金融改革，保证了八年抗战的财政与经济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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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推动政治变革和组织社会革命，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撬动工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任何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领袖都需要金钱作为长期执着事业的资本。将曹锟贿选过度道德化解读，实际上是偏狭隘地甚至是故意地以声讨贿赂为由来回避讨论国会选举和行宪的必要性。果然，段祺瑞执政后，立即解散国会，赶走议员，恢复军人执政。尽管段祺瑞本人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但道德清高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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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政治贿选在各国仍时有出现。不过，公然贿选已经成为暗流，政治献金和捐赠正在被各国制度广为接受。政治献金的公开性、专属性和与直接回馈的隔离性等使得其与贿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是有巨大模糊空间的，这也是选举法律中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丑闻不断，多与贿选相关。美国、欧洲也时常有政客因收受贿款而下台。因此，我们在重温百年前曹锟贿选事件时，也应当有更为宽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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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权力始终是一体的，没有金钱支持的权力难以长久，没有权力的金钱也是朝夕不保。古往今来，金钱与权力始终彼此向往，千方百计结成纽带。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二者是否结合，而是金钱分散和权力分散，是制度的稳定和公开。当千百万创业者、企业家、消费者都可以拥有财富和资本能力时，当拥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家都能选择并顺从自己的主张群体时，多元的财富博弈和权力制衡就建立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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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二十三章 民国金融的大突破：废两改元与法币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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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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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大家都熟悉，秦始皇在完成大业的过程中，实行了几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铸币权，发行秦半两，更是被后世经济学家们高度赞赏。但事实上，2000年前的商业很不发达，货币还是城市居民和上层社会的支付手段，所以这项措施更多的是传达出秦朝统一天下的意义。此后，各个王朝不断在货币统一上反复折腾，但一直未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是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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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各地仍是诸侯割据。明清两代以白银为主体的货币制度，虽然经过多次币制改造，特别是张之洞主导的“废两改银”，但各种货币还是同时流通。市场上使用的银两和各种铜钱的形状、成色、重量、类别、规格等差异诸多。大清龙洋和墨西哥鹰洋混用，汇票、外钞、黄金、碎银、珠宝甚至烟土等都是流通货币。这给政府税收、商业交易、民众消费等行为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当时民间钱庄林立，从业人员必须能同时应付七八种不同货币，瞬间就要完成汇兑和交易，实在算得上是独门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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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同时还是中国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混乱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支付中的大部分银两也是兑换成英镑，直接存入日本在海外的账户，后者大大推动了日本向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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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无论是出于军事统治还是外部压力的需要，这三位用果敢手段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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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北洋大臣的时候，面对战后社会混乱、物价波动、钱庄银号纷纷倒闭、货币流通不足、金融体系崩溃的局面，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了统一货币的措施。首先，袁世凯命令天津知县张涛打击私造制钱、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并且下令禁用制钱。其次，他还建立了天津官银号，是中国的第一家省级国家银行，一方面用于开办储蓄、集聚官民基金、发行货币、规范金融市场、稳定金融秩序。另一方面用于低息放贷于私营企业，支持了北洋实业和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再次，袁还责成周学熙建立了“北洋银圆局”。周履任后，随即向社会招聘技师和工人，两个多月内，造出铜元150万枚，并且成功造出银圆，当年获利70余万，不仅稳定了社会经济，还有力地支持了直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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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打击违法铸币，禁止滥用私钱，建立银号，建厂铸币，加大货币投放，增加流通，平抑物价，稳定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1903年天津士绅兴办的天津初等工业学堂，天津官银号为其贷款2000两。同时天津官银号还放款70万两给天津各中小钱号，恢复市场。1904年，天津商会协理宁世福创办织染缝纫公司，天津官银号为其贷款1.5万两。另外天津官银号还为劝业铁工厂贷款20万两，为启新洋灰公司贷款50万两，这些措施恢复了天津的民族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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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担任了民国大总统。为应付财政危机、国库亏空和充实军费，除了对外借债和提高税金外，袁世凯在之前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清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立即推行币制改革，同时公布《国币条例》，设立币制局，垄断铸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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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顺利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于1914年3月8日设立了币制局，委任当初的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为总裁。梁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要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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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天津造币厂首先开铸新银圆，印有袁世凯头像。南京、武昌等造币厂跟进，“袁大头”银圆大受民众欢迎。但是，“袁大头”的发展还是经历了诸多困难，为了为币改筹集经费，袁世凯曾试图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支持中断。随后，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下，梁启超黯然辞职，币制局也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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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在此期间，新币铸造的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最初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考虑到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最后决议改从原北洋造银圆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3‰。这一改动虽然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保证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到1920年，全国已经铸新银圆3.8亿多元，基本驱逐了原来流通市面的大清龙洋与墨西哥鹰洋。尽管各地仍然有不同金属货币或纸币的发行，但“袁大头”已经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兑换和清偿货币，事实上形成了银本位制度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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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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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圆“袁大头” 在中国商业现代化转折的背景下，“袁大头”客观上起到了统一全国市场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袁世凯的金融政策堪比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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